会议信息

第七次现代民俗学会研究会

主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与中国民俗学——其可能性及课题

　　时间：2010年9月11日(星期六)13:00～

　　地点：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3楼大会议室

　　发言者：周星(爱知大学教授)、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评议：西村真志叶(独立民俗研究者)

　　翻译：彭伟文(神奈川大学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特别研究员)

　　主持：周星、菅丰(东京大学教授)、中野泰(筑波大学讲师)

　　主办／合办：现代民俗学、公共民俗学研究会、科研项目“以创造适应市民社会的‘公共民俗学’为目的的基础研究”项目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所“东亚地区‘民俗学’方法论课题”研究会

　　【目的】目前，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动在世界各地都甚为活跃。在这种形势下，不仅作为保护对象的事物是民俗学的研究课题，作为文化上的全球性政治活动的保护运动本身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同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动，也对各国民俗学的发展趋势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一直以来通过“民俗”这一术语将其研究对象从文化中割取出来的民俗学，现在，在被政策性地生产出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词语所包摄的同时，一方面对其加以利用，另一方面又带着危机感去对待它。本次研究会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较日本更为活跃的中国为题，请来充满锐气的中国研究者，就这次保护运动对中国社会和民俗学造成了怎样的影响进行论述。在过去，日本的部分民俗学者也曾经参与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有关事务，但是日本俗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例研究方面还没有形成充分的积累。同时，就保护运动对学术的影响这一问题，也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是一个全球性的课题，对我们日本民俗学研究者来说，在这一课题有着更多认识的中国民俗学正如“他山之石”一般，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与此同时，通过了解中国民俗学的现状，我们也许可以找到在日本从公共民俗学的观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重新审视的起点。(日文文责：菅丰/中文翻译：彭伟文)

　　·报告内容·

　　周星(爱知大学教授)：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与文化政策以及“文化观”的转变
　　——中国“公共民俗学”的可能性与危险性

　　[发言提要]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并不为人所熟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这一词语突然变成了“流行语”。作为改革开放的一环，中国很快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条约。现在，包括由政府“政治主导”的社会动员和媒体的喧嚣在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开展，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范畴与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互相重合的，很多民俗学者被卷入了文化遗产的行政事务中。民俗学者是以什么为武器参加国家的文化遗产行政事务的?这对民俗学者意味着什么?民俗学在参与政府的文化工作中得到了什么益处?又失去了什么? 在本次报告中，将就民俗学在中国社会的状况、存在感以及学术实践的可能性，这些正可谓现在必须重新审视的课题进行讨论。进而，将就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中国民俗学应该如何面对“公共民俗学”这一设想和构思的问题进行讨论，并指出民俗学为文化遗产行政事务所包摄而丧失独立性的危机正在逐渐变成现实这一问题。

　　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对民俗学科的负面影响

　　[发言提要]中国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起于2002年，民俗学者参与这一运动则主要起于2003年，全面介入则始于2005年。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的主要学术力量，多数是由民俗学者承担的。中国民俗学者们普遍认为，参与非遗保护运动是民俗学不可推卸的社会职责和学术职责，同时也是一次新的历史机遇。可是，从民俗学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其前景不容乐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是一种政府行为，而不是学术行为，学术对政治的过度依赖往往是以牺牲学术独立性为代价的。保护和研究是两个范畴的概念，保护运动放弃了既有的民俗研究范式，必将导致研究工作后继乏力。学科重心的转移，导致了常规研究的相对停滞，这可能会进一步削弱民俗学在整个学术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从中国现代民俗学史的经验来看，任何一次学术运动的结束，都是以整体学术水准的大幅度下滑为代价的，因此，当这一轮学术运动落幕的时候，民俗学可能又将陷入一次新的危机。

　　其 他：中文发言及讨论带有现场翻译。如有问题，请联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菅丰(http://www.ioc.u-tokyo.ac.jp/faculty/index.html 内有菅丰的邮箱地址)

　　以上内容根据现代民俗学会主页的会议公告如实翻译，其中施爱东的发言提要为发言人提供的中文原文。

　　如需其他信息，请查阅现代民俗学会网页(日文)：http://gendaiminzoku.com/meeting.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