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立足于《民俗学的悲剧》一文中对民俗学困境的反思，我们亦应尝试对民俗学可能呈现的“喜剧性”前景进行勾勒。在此图景中，民俗学的展开不仅涵盖学界内部的学院派研究，也包括学界外部不同主体以多样形式开展的实践，而学院派民俗学者与这些多元主体的协作，正是民俗学在当代社会持续发挥影响力的关键。当我们不再以学术界狭隘逻辑下的“大学科观”为前提，而是转向一种将民俗学视为一门“谦恭的学问”的“小学科观”，那么民俗学未来的发展便可能展现出喜剧性局面。学院派民俗学者可以与之协作的群体主要有三类，即学界之外的“自学者”“推广者”和“公共民俗学者”。在协作过程中，“共享权威”是核心理念，各方以平等身份结成合作网络，共同推进民俗学的研究与实践。这种权威是每个个体作为民俗拥有者天生具备的，而非由民俗学者“赋予”的。基于此，民俗学方能焕发出真正的生机与活力。

关键词：协作；自学者；推广者；公共民俗学者；日本民俗学

　　首先，衷心祝贺《民俗研究》杂志迎来意义非凡的创刊40周年纪念，也感谢《民俗研究》给予我在本期纪念号中撰文的机会。这40年不仅是《民俗研究》稳步前行的40年，也是中国民俗学蓬勃发展的40年，而《民俗研究》无疑为这一进程提供了重要支撑。我曾在《民俗研究》2022年第3期（总第163期）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民俗学的悲剧——学院派民俗学的世界史纵览》的长文，该篇论文以我2012年发表于日本的同名论文为基础，进行了修订与扩展。当年日文版发表时，许多日本的民俗学者读后深感沮丧。该篇论文通过对日本与其他国家民俗学的比较，深入分析了日本民俗学内部存在的种种现代问题，并探讨了应对这些问题的可能路径。我首先分析了全球民俗学所面临的共同困境，即悲剧性局面，继而指出日本学院派民俗学亟须在两大方向上寻求变革：一是摆脱近代束缚，重新思考并革新包括定义与研究方法在内的学科框架；二是推动方法论上的跨学科乃至去学科化。然而，这两大变革路径其实并不新颖，早已是许多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

　　本文针对上述民俗学的悲剧性局面，试图勾勒民俗学的“喜剧性”前景。这里所说的“喜剧”，并非指滑稽故事，而是指向民俗学广阔而灿烂的未来图景。在这一图景中，民俗学的展开不仅包括学界内部的学院派民俗学研究，也涵盖学界之外各类主体以不同形式开展的多样化实践，而学院派民俗学者与这些多元主体之间的协作，将为民俗学在社会中持续发挥影响力提供思路。

　　一、学院派民俗学者的叹息：“大学科”情结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在日本学院派民俗学研究中，终于出现了一些新的尝试。例如，一些学者以美国民俗学中的关键词——“vernacular”概念为主题，申报相关研究课题，并已陆续出版相关书籍。同时，致力于妖怪和怪异现象研究的年轻研究者也不断涌现。相较于民俗学的其他研究方向，这一领域对普通读者有更强的吸引力，因此也呈现出格外活跃的态势。尽管类似尝试尚未成为日本民俗学界的主流，但或许能成为推动日本民俗学变革的契机。

　　但从近年日本民俗学会年会上的发表内容来看，这些新尝试能否持续，尚难确定。相反，当前日本民俗学界中重回传统、排斥变革的保守倾向依然占据主流，“民俗学的悲剧”仍在悄然延续。当然，这种悲剧不会骤然加剧，但若不采取任何措施，它必将缓慢而持续地发展下去。而也正因其发展缓慢，民俗学虽长期处于日本学术界的边缘地位、遭到轻视，但许多民俗学者对此既未察觉，也未感到忧虑。

　　我曾于2014-2020年的6年间，担任日本学术会议协作会员一职。日本学术会议是直属内阁总理大臣、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特别机构”，旨在将科学研究成果广泛融入行政、产业和国民生活中。其主要职责包括审议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事项并推动其落地，以及促进各学科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提高科研效率。日本学术会议由210名会员和约2000名协作会员组成，代表日本约87万名学者，也被称为“学者的国会”。

　　在我任职的前半段，当选协作会员的民俗学者仅有岩本通弥和我两人。到了后半段，随着岩本卸任，就只剩我一人。相比之下，与民俗学相近的文化人类学，则拥有十余名会员和协作会员，甚至还设有专门的文化人类学分科会。而像地理学这样的学科，会员及协作会员人数更为可观，因此能够设立多个分科会。当然，并不存在民俗学分科会，即便想组织，也绝不可能有十余名民俗学者当选为会员或协作会员。我虽隶属于文化人类学分科会及与地理学相关的地域研究分科会，却始终置身于格格不入的氛围之中，这种学术上的孤独感与无力感，也让我更加切身地体会到民俗学在日本学术界被边缘化的困境。

　　然而，大多数日本民俗学者幸运地无须身处如此艰难的环境，也未经历我所感受到的悲伤与痛楚。他们甚至不理解这种制度化的学术组织对自身研究的存续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因此，我所感受到的孤独感、无力感、相较于其他学科的自卑感以及对民俗学未来命运的忧虑感，难以获得大多数日本民俗学者的共鸣。

　　对民俗学被边缘化的哀叹以及对其未来的悲观态度，不仅存在于我个人，在美国著名民俗学者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的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邓迪斯对美国民俗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晚年于2004年在美国民俗学会年会上发表了题为《21世纪的民俗学》(Folkloris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演讲，我在《民俗学的悲剧》一文中已详细介绍过该演讲内容。此次演讲最终成为邓迪斯留给美国民俗学界的“遗言”。这份“遗言”以充满焦虑的口吻，哀叹美国民俗学的严重颓势。邓迪斯批评民俗学未能建立起自己的“宏大理论”，认为这正是美国民俗学在学术界陷入制度性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邓迪斯与我对民俗学所怀有的自卑之感和焦虑之情，在某种程度上十分相似。我们的叹息基于同一种价值观——民俗学理应与其他学科平起平坐。此外，邓迪斯和我都对民俗学在学术界中被边缘化感到遗憾，也都因为怀有过重的使命感、一心想要提升民俗学地位而忧心如焚。

　　我想将这种充满野心的学科观——认为民俗学应不断壮大，在学科竞争中取胜，从而在学术界占据一席之地的观点——称为“大学科观”。这里所说的“大学科”，是指那些位于学界中心，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占据优势地位的权威性学科。世界各地的民俗学者都憧憬这种学术地位，并为之不懈努力。在现代学术界，“大学科观”占据主导地位，许多学者围绕学术话语权、职位和预算等展开激烈竞争。在这种以“大学科观”为前提的学术生态中，我所提出的“民俗学的悲剧”以及邓迪斯的“遗言”，也就显得合乎逻辑、顺理成章了。左为阿兰·邓迪斯，右为菅丰

　　二、谦恭的学问：“小学科观”

　　然而，如果我们不再以学术界狭隘逻辑下的“大学科观”为前提，而是转向一种“小学科观”，也就是将民俗学视为一门“谦恭的学问”，那么民俗学未来的发展便可能展现出全新的前景。我与邓迪斯正是因为受困于“大学科观”，才会对民俗学的未来感到悲观。但我们所说的悲剧未必是整个民俗学的悲剧，而或许只是学院派民俗学的困境。换言之，若能摆脱“大学科观”，让民俗学以一种与其他学科不同的、谦恭而微小的姿态存在，它也许就能获得属于自己的意义，甚至开拓出一条其他学科无法实现的、富有独特性的学科发展之路。因此，本文将从这一视角出发，对民俗学的未来进行乐观展望，探索一条不再局限于学术界内部变革的“第三条路”。这条路意味着民俗学不必将目光仅停留于学界内部，而应积极向“学界之外”（outside of academia）拓展，与各类民俗学爱好者携手同行。在此，我们暂且搁置日本学院派民俗学当前所面临的生存危机问题。

　　这条路对日本那些保守的学院派民俗学者而言，恐怕难以接受。因为他们认为，民俗学者的使命就是在大学、研究所等象牙塔中从事学术研究。因此，这种向外拓展的路径，很可能会被误解为对学院派民俗学的否定或舍弃，从而引起学院派学者的戒备。但我必须强调，我无意否定学院派民俗学。恰恰相反，我本人一直在同时践行学院派民俗学与公共民俗学两种取向，在投身公共民俗学实践的同时，持续致力于学院派民俗学的研究。我认为，学术研究的精进依然必要，日本民俗学者也应继续在学术领域深耕。我想说的是，学院派民俗学所面临的问题，并不能等同于整个民俗学未来发展的课题，因此我们不能将民俗学仅仅局限于学界内部，而应积极探索向外延展的可能性。事实上，在当今社会中，民俗学早已不再是学院派的专属，而是作为一种“谦恭的学问”，由学界内外的各类主体共同参与，以多样化形式展开实践。

　　我在本文中使用的“谦恭的学问”这一表述，灵感来自多萝西·诺伊斯（Dorothy Noyes）提出的“谦恭理论”（humble theory），相信许多民俗学者一看便知。邓迪斯曾感叹“民俗学缺乏宏大理论”，而在他逝世的2005年，美国民俗学年会上举办了题为《为何民俗学中缺乏宏大理论？》（Why is There No"Grand Theory"in Folkloristics？）的论坛，似在回应邓迪斯的叹息。讨论的成果以“宏大理论”专辑的形式发表于2008年的《民俗学研究》（Journal of Folklore Research）上。那么，民俗学缺乏宏大理论的现状，真的是一个严重问题吗?民俗学能否构建属于自己的宏大理论？或者说，植根于民俗学的理论究竟应该是怎样的？

　　在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时，诺伊斯提出了独到见解：民俗学者所面临的理论焦虑，可以通过接受“谦恭理论”而非追求宏大理论来缓解和解决。诺伊斯批评了一些民俗学者，认为他们容易产生自卑心理，艳羡文学、哲学研究等高蹈派理论，转而远离了社会经验领域，投身于后结构主义等高端理论的讨论中，令人遗憾。然而，民俗学者作为典型的“接地气的知识分子”（provincial intellectual），身处现实社会与高端理论的中间地带，应该学会如何在容易迷失方向的模糊的中间地带生存下去。此外，诺伊斯强调，宏大理论指向人类的本性和社会的本质，而民俗学则应更加关注微小而具体的事象，将其对象化。而且，民俗学者与其建构宏大理论，不如培养自己批判宏大理论的能力，关注宏大理论与“地方阐释”（local interpretation）的中间领域。存在于高端理论和现实社会的中间领域的理论，便是谦逊有度的“谦恭理论”。

继续浏览：1 | 2 | 3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