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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荷红]2008年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年鉴
  作者:高荷红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4-30 | 点击数:20993
 


  我国史诗蕴藏量非常丰富,三大史诗《江格尔》、《玛纳斯》、《格萨(斯)尔传》一直是学者研究的重点。综观2008年的史诗研究,我们发现三大史诗的研究一如既往,其中以《格萨尔》的研究最为突出,其他少数民族史诗的研究颇有建树。

  2008年,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事件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课题“中国史诗类型学研究”的结项。该课题强调个案研究的优长,强调宏观与微观研究的结合,其最终成果为专著3卷,总计60余万字。中国以往的史诗研究比较关注史诗的起源、形成和衰亡规律,具有历史学的旨趣,相对忽略对史诗传统内部机制的探讨。该研究则从文本、文类和传统的实际出发,探讨中国史诗传统的独特性。该课题有六个创新点:第一,从国内外史诗研究转型的实际,阐述了史诗观念更新与研究范式转移的重要观点,由取冽西方古典诗学范式和希腊史诗范例,实现了以口头诗学、民族文化和地方传统为旨归的史诗观念和史诗研究的突破。第二,在口头传统的视野下建立关于口传史诗的理论范畴,围绕史诗表达形式、演述模式、艺人类型、文体风格、主题、文本形态和故事范型以及文类,拓展比较口头传统研究的共同层面,构建史诗学的话语体系。第三,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搜集、整理、迻译和出版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格式化”问题进行学术反思,标志着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范式转换。第四,从本土和地方性的民间叙事传统出发,贯彻民族志田野作业的技术路线,在民俗学倡导“本真性”前提下来探求史诗的传统叙事法则。第五,从史诗形式的分析深入到史诗文本背后的文化史意义的原型解剖。第六,从民俗学的类型学研究出发,从史诗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整体建构出发,把个案研究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借鉴和创用了关于口头传统诗学的多样性手法。[1]这一重大课题代表了我国史诗研究的新方向,对史诗研究的影响深远。

  《格萨(斯)尔》研究

  关于《格萨(斯)尔》的研究论文有几篇是用藏语和蒙古语写作的,因为语言的问题,此处不予论述。用汉语写作的论文中,有比较传统的研究方法,也有较为晚近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即有从史诗人物、思想内涵等方面进行分析,也有针对史诗艺人的研究;既有文本研究,也有戏剧、体育方面的研究。

  杨嘉铭在《关于英雄史诗主人公岭·格萨尔王是否有原型的讨论》[2]认为:《格萨尔》不仅仅是一部藏族民间文学的巨著,而且还是由藏族人民自己创作的一部反映本民族古代社会历史文化的伟大史诗。史诗中的主人公格萨尔王,是有其原型人物的。这个原型人物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在多元的原型人物中,又是以一个原型人物为主,其他原型人物为辅的。

  韩伟与庞泽华的《〈格萨尔〉生命美学思想论》[3]提出沉潜在《格萨尔》史诗底层的生命美学思想,是其博大精深、意蕴宏富的不朽源流。史诗以生命美学的观点,艺术地再现了丰富的生活内容,为人们提供了一幅藏民族对人类生存热忱讴歌之图。人类生命的全部——肉体生命、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构成了史诗三维强势的文化底蕴和美学基本思想。歌颂英雄,宣扬英雄主义,是史诗的美学基调和价值尺度。满足人的生命的自然创造的勾勒,构成了史诗对“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美好实践。韩伟在另一篇与李雄飞合作的论文《〈格萨尔〉史诗的文学意义》[4]中依然延续了他对《格萨尔》的文学性思考,他们认为《格萨尔》作为一部英雄史诗,文学性是其首要特性。史诗首先是一部文学文本,在这部内涵丰富的文本中,其文学意义的开掘是彰显它价值的重要途径。文章从史诗对藏族民间文艺和当代文学的影响以及与世界著名史诗相比的意义和价值三个维度阐释了其文学意义,这三个维度很好地体现了史诗的价值所在,也奠定了它在世界史诗中的地位。陶铖在《略论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文化建构》[5]中,《格萨尔》作为我国三大英雄史诗之首,日益为文学和文化研究者所关注。史诗是百科全书,是文化宝库。《格萨尔》文化由宗教文化、人本文化诸多因子构成。本文以文化为视角,对《格萨尔》的文本进行多层次、多方位地透视,以期将该史诗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关于《格萨尔》艺人的论文有两篇,如达瓦《浅析造就〈格萨尔〉艺人的条件》[6]认为活跃在民间的《格萨尔》说唱艺人,是这部史诗至今流传在民间的重要依据,也是史诗依然以活的形态传唱的现实基础。那些才华出众的民间说唱艺人看起来总是带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但并不是一个解不开的谜。他们之所以成为《格萨尔》说唱艺人,有着主客观方面的因素和条件,合适的自然、社会环境是孕育《格萨尔》说唱艺人的肥沃土壤,不平凡的生活经历是他们成为《格萨尔》说唱艺人的助推器,艺术事业的不懈追求是促使他们走向成功的根本保证。而降边嘉措在《昔日乞丐今日国宝——谈“格萨尔"说唱艺人社会地位的历史性变化》[7]认为说唱艺人为世界上最长的、活态的、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格萨尔”的流传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文章阐述了说唱艺人的基本特征、说唱时的仪式、说唱艺人的类型和传承方式,对比了不同历史时期说唱艺人的社会地位。同时指出了我国在“格萨尔”研究事业上取得的成绩和需要继续努力的方面。

  还有从戏曲、音乐、体育等角度探讨《格萨尔》的特色,南拉太《浅议〈格萨尔〉戏曲的表演特点》[8],《格萨尔》藏戏是藏族戏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藏戏的形式来演示藏族人民喜闻乐见的《格萨尔》故事。《格萨尔》藏戏艺术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格萨尔》史诗的广泛传播,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增强了《格萨尔》文化氛围,在格学研究、格萨尔文化的传播和弘扬中具有深远的意义,是《格萨尔》文化表现的重要形式之一。李晓玲《试论〈格萨尔〉的唱腔特点及结构特色》[9],史诗《格萨尔》的唱腔简单、朴实,它与口语语言紧密结合,易于叙述长篇故事,清楚地表达唱词内容,刻画人物形象等。这里将从构成曲调的旋律特征、节奏节拍、调式、等几个主要因素来分析《格萨尔》唱腔的音乐特点和它的总体结构特色。丁玲辉《〈格萨尔〉史诗中的体育活动》[10],《格萨尔》史诗中用了大量的语言描绘了远古游牧部落具有体育形态的体育活动形式,尤其对格萨尔王的武功作了形象描述。

  比较有特色的研究论文有从语言学角度进行分析的,这是《格萨尔》的研究新方向,张武江《递归结构与语言格萨尔研究》[11]以“丘奇一图灵论点”为基本构想,从语言学角度探讨了史诗《格萨尔》语篇的主位推进模式递归结构,并分析了史诗《格萨尔》语篇递归结构具有可选性和无限性两个特点,探讨了《格萨尔》说唱艺人语言认知过程也是一个递归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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