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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理论的探讨
关于史诗理论研究的论文有四篇，关涉到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中国史诗研究的现状及未来的展望、从中外的角度来关注史诗概念的变化及文类之衍变。
其中，尹虎彬的论文《史诗观念与史诗研究范式转移》[41]颇有影响。他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史诗观念与史诗研究范式正在突破东西方文明的藩篱。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古典诗学的史诗范例和诗学范式，正在由主流话语变为一家之言。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对口头传统的发掘，以及20世纪后半叶世界各地重新发现的口传史诗，都促使人们以文化多样性的观念改变以往对史诗和史诗传统的认识。世界性的、区域的和地方的传统话语，正在以不同的层面重构关于史诗的观念和研究范式。中国以往的史诗研究具有以下特点:关注民族或地域史诗的历史发展，以历史重建的方法揭示史诗反映的社会历史内容，把史诗作为民族文学的经典纳入文学史的叙述之中。本文提出从文本、文类和传统的实际出发，探讨中国史诗传统的独特规律的观点。中国少数民族的史诗主要是活形态的史诗，这一点也是中国史诗学科建设的生长点。
郁龙余和李朗宁发表的论文《从史诗资源大国到研究强国——中国史诗研究的发展之路》[42]提出我国史诗研究的不足：缺乏明确的学科发展目标，中国史诗研究受西方中心论束缚严重，史诗研究中第三者的必要参照缺位。当下正进入发展新阶段的中国史诗研究存在三大问题：缺乏明确的学科目标，受西方中心论束缚.第三者的必要参照缺位。其发展思路是：以大国学术应有的胸怀，将中国史诗研究纳入国际大视野.明确其前进目标：自觉以印度史诗学为参照，实现中印史诗研究互动；更新思维，与时俱进.用发展的、整体的观念指导研究全过程。
刘森林在《从“史诗”与“浪漫诗”的对接看马克思对浪漫主义的继承与改造》[43]中针对德国早期浪漫派试图以浪漫诗(浪漫化)的方式整合离散化的社会生活、遏制虚无主义的理路，马克思引入英雄史诗的维度，继承了德国早期浪漫派对问题的思考，并以新的答案或方略提升了问题及其意义。在这个方案中，区分两种不同的诗：英雄史诗与浪漫诗，构成解决问题的关键。英雄史诗的创作者是以“剩余价值”创造现代世界的劳动者。其“劳动”实践不只是现实所是的经验活动，更是既蕴含着苦楚、受难和牺牲，也蕴含着(依托起)最终的和谐、自由、普遍性与个性的实现、物性的超越、尊严与崇高价值的普遍承认与实现的漫长过程。劳动者漫长的历史创作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英雄史诗，它为“浪漫诗”奠定历史根基和创作空间
而刘立平[44]则从缺类现象涉及到文学的起源、发展与变异。史诗是西方重要的文类，对于中国汉民族是否存在史诗。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缺类现象为中西诗歌文类的比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中西史诗文类的衍变反映了中西文明起源、诗学思想和神话等方面的不同差异。
口传史诗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亟待抢救与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总结了三十年的田野工作的基础上，郎樱[45]认为史诗的活态传承、演述语境、演述习俗、口传传统等吸引众多史诗研究者走向田野，深入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史诗田野工作要求研究者深入民族地区，亲身体验，参与观察，不能怕吃苦，下田野前的学术准备、理论预设与案头准备充分与否则决定着调查工作的成功与否，调查时力求做到点面结合，特别是追踪，事后还要撰写调查报告，提升理论。由于研究者的努力，史诗研究逐渐深入，史诗田野工作及学术研究也逐渐规范化，但史诗传承困境又为史诗田野工作及史诗研究提出新的要求。
有两篇书评，如对俄罗斯著名理论家梅列金斯基的《英雄史诗的起源》一书的评介，程金城《英雄史诗研究的理论突破和学术贡献——梅列金斯基〈英雄史诗的起源〉解读》[46]认为该书从人类学的角度，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综合考察世界英雄史诗现象及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史诗从原始到经典”的结论，认为“国家建立”是古典英雄史诗和经典英雄史诗的分水岭；主张从源头分析史诗的成因，提出神话概念共同存在于古代神话和童话中的观点。这些观点对我国的相关研究重新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乌日古木勒对斯钦巴图的著作《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的评介，她在《主题研究和母题研究的结合——对斯钦巴图著<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研究方法的思考》[47]中，将该书的主要学术价值总结为：作者与本课题相关的学术史的较为准确地梳理和评述，对于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铺垫了很好的理论基础，并引出较为清晰的研究思路和学术连贯性；作者批评地借鉴、取长补短地运用前人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现了作者善于独立思考的学术能力和探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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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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