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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诚]董作宾:乡土研究的先驱
  作者:刘锡诚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1-20 | 点击数:17411
 


  [提要] 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存在过多种流派,如歌谣研究会、文学人类学派、社会—民族学派、“古史辨”人神话学、民俗学派、俗文学学派、延安学派等。作为第一个流派的歌谣研究会,是一个颇松散的团体和流派,其中持乡土研究观点的学者,如顾颉刚、常惠、董作宾、台静农、钟敬文、罗乡林、白启明、刘经菴等,在歌谣研究会流派中占主流地位。本文以董作宾的《看见她》母题研究及其他为个例,阐明乡土研究思潮,是20世纪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的最早的一种研究思潮和最富成果的一个研究流派。董作宾(以及顾颉刚等)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成就,奠定了中国民间文艺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文学科的最初的理论基础。本文从(1)“母题”的引入和比较研究的实践、(2)家乡歌谣学应时而生、(3)考订与考订者、(4)综合研究模式的尝试四个方面,对董作宾的民间文艺学思想遗产和历史地位作历史的考察。

  [关键词] 乡土研究 家乡歌谣学 母题 《看见她》 考订


  董作宾(1895—1963),原名作仁,后改作宾,字彦堂,别署平庐。河南省南阳温县董阳门村人。1915年春,考入县立师范讲习所,毕业后留校任教员。1928年游学开封,入河南育才馆肄业;从时经训先生受商简,得知甲骨文。1919年冬与同学筹办《新豫日报》,任编辑、编校,兼实业厅调查委员。1922年入北京大学作旁听生,初学甲骨文字,以油彩影写殷墟书契前编拓本。1923年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作研究生。1925年春,离北大赴福州就任福建协和大学国文系教授。1927年到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结识筹备负责人傅斯年。1928年因母病回南阳,在南阳中学任教。同年主持安阳殷墟发掘。1930年参加山东城子崖发掘。1932年升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47年出国,任芝加哥大学教授,并在耶鲁大学讲学。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去台北。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台湾大学教授、香港大学教授,创办《大陆杂志》。1963年11月23日逝世于台北。在中国考古学上被称为“甲骨四堂”之一。[1]

  于1923年便进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做研究生的董作宾,先后参加了考古学会、风俗调查会、方言研究会,兼任歌谣研究会主办的《歌谣》周刊的编校,并开始在《歌谣》周刊上发表文章、崭露头角。在北大的一年多时间里,除了参加过一段故宫的点查工作外,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方言和歌谣的研究上。最初在《歌谣》周刊上发表的文章如《歌谣与方言问题》(第32号,1923年11月11日出版)、《为方言进一解》(第49号,1924年4月6日出版)、《研究婴孩发音的提议》(第50号,1924年4月13日出版),并没有给这个青年学者带来多大的名声,但继而于1924年10月在《歌谣》周刊第62、63、64三期上连载的一篇关于歌谣《看见她》母题研究的长文——《一首歌谣的整理研究的尝试》,却一下子引起了歌谣研究界的关注与重视,并由此而掀起了一场笔墨讨论。

  此后,董作宾的主要精力和专业是考古学,先后11次主持、参加和监察安阳殷墟的发掘,参加山东城子崖的发掘、滕县的发掘等,无暇再更多顾及他喜爱的歌谣研究,但他仍然时常有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文章和著作问世。在福州协和大学任教时,特开歌谣研究一班,[2]并作为北大歌谣研究会“輶轩使者”在福州作民歌调查,撰著了《歌谣通论》、《福州歌谣》第一章。[3]在开封中州大学任教时,发表了《〈邶风·静女〉篇“荑”的讨论》。他参与发起创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并参加了《民间文艺》周刊和《民俗》周刊的编辑工作,在《民间文艺》周刊上发表《为〈民间文艺〉敬告读者》、《几首农谚“九九”的比较研究》、《闽谣篇》、《南阳歌谣》和《净土宗的歌谣化》等文章。钟敬文离开中山大学到杭州成立杭州中国民俗学会,他们之间又建立了联系,并在钟敬文主持的《艺风》月刊(民间专号)上发表《苦女吟》,在《逸经》上发表《西门豹故事的转化》等文。晚年,于1952年在《台湾风物》第2卷第2、3期上发表《福州岁时记》。这位把一生贡献给了考古事业的学者,也终生与民间文学和民俗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母题”的引入和比较研究的实践

  在20世纪20年代之初中国歌谣研究还处于初创阶段时期,董作宾对《看见她》母题的歌谣研究,把考订研究、比较研究、地理研究、民俗研究、方言研究与文艺研究诸种方法融为一炉,从理论上开启了以家乡人的视角研究家乡歌谣的先河。他在《歌谣》周刊上发表的这项关于《看见她》的研究——《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以及此后不久在同一刊物《歌谣》周刊上连续发表的顾颉刚的《吴歌甲集》及其相关研究,构成了一个可以以“乡土歌谣学”或“歌谣的乡土研究”名之的歌谣研究会学派,使刚刚有6年零8个月的歌谣征集研究运动在理论建设上迈出了无可替代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事情是由作为《歌谣》周刊编辑的常惠先生发表在《歌谣》周刊创刊号上的一篇《对于投稿诸君进一解》引起的。常惠在文章里引用了一首叫做《隔着竹帘看见她》的歌谣在北京、北地、京兆、河北、安徽绩溪、旌德、江西丰城、江苏镇江、夏口、陕西10个省份和地方的不同变体,并写道:“我们征集了几年的歌谣:现在差不多二三千首,再拿地方来说也有22省。本应出书了,但是为什么又出周刊呢?因为有二层问题:一层还是材料太少,(因为许多谚语混在里面),二层就是整理的困难。现在关于这两层问题:我们要同时下手,一方面还要各处征集歌谣,一方面设法整理。所以每星期我们必有几首歌谣和研究歌谣的文章登出来,为引起大家的兴会来研究;再者提醒大家的记忆或因为看见我们登了这首而想起那首来了。或者虽是一首歌谣而到处的说法不同。就拿一首《隔着竹帘看见她》作例。卫大列辑的《北京歌谣》上说:‘沙土地儿,跑白马,/一跑,跑到丈人家。/大舅儿往里让,/小舅儿往里拉,/隔着竹帘儿看见她:/银盘大脸黑头发,/月白缎子棉袄银疙瘩。’……”又写道:“从一首歌谣脱出十几首来,地方倒占了八九省,几乎传遍了国中。但是各有各的说法,即便相隔很近的地方,说法也都不同;很有研究的价值。并且我不相信只有这几首,还希望有的多。我更怕有一层:若是有人见了我们报上登的无论哪一首,‘说这首与我们家乡的简直差不多,或者是几乎完全一样。’因此没有把它写来,那真可惜了。”[4]

  常惠的文章对于稍后到《歌谣》周刊来作编校的董作宾是一个启发,他便从歌谣研究会当时已收集到的一万多首歌谣中筛选出45首同一“母题”的《看见她》歌谣,并对这些流传于不同地区、又大同小异的歌谣作了认真深入的考订和研究。这就是他的那篇《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常惠开了头但没有做下去的这个题目,由董作宾接过手来做成了一篇产生过很大影响的大文章。

  董作宾着手做这项研究,还受了另一个人的直接影响。这个人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就大声疾呼地提倡白话文学、同时也早就关注民间文学的胡适。他在一篇论写作时间与常惠文章相差无几、但与读者见面的时间则要比常惠文章早大约十天的文章《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里第一次把“母题”这个民俗学(也是文艺学)上的术语引进了中国的民间文学研究学苑。胡适写道:“研究歌谣,有一个很有趣的法子,就是‘比较的研究法’。有许多歌谣是大同小异的。大同的地方是他们的本旨,在文学的术语上叫做‘母题’(motif)。小异的地方是随时随地地添上的枝叶细节。往往有一个‘母题’,从北方直传到南方,从江苏直传到四川 ,随地加上许多‘本地风光’;变到末了,几乎句句变了,字字变了,然而我们试把这些歌谣比较看看,剥去枝叶,仍旧可以看出他们原来同出于一个‘母题’。这种研究法,叫做‘比较研究法’。”[5]

  “母题”这一术语是适应民间故事分类研究的需要而被学者应用的,最早可能是出自于德国学者科尔勒(J. Köhler)笔下,后逐渐被民俗学界所采用。[6] 胡适采用“母题”这个术语,董作宾运用这一概念来作中国歌谣的比较研究时,编制了《民间故事类型索引》(Types of Folktale,1928)和《民间文学母题索引》(Motif-Index of folk-literature,1932_1936)的美国民俗学家斯蒂斯·汤普森(Stith Thompson,1885_1976)的这两部划时代的著作还没有问世。现在,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是汤普森在《民俗、神话和传说标准大辞典》(Funk & Wagnalls, Standard Dictionary of Folklore,Mythology,and Legend)中对“母题”这个词条的释文。他在晚年撰著的《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The Folklore)一书中对“母题”作了如下论说:“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组成它的(指一个故事——笔者)可以仅仅是一个母题,也可以是多个母题。大多数动物故事、笑话和轶事是只含一个母题的类型。标准的幻想故事如《灰姑娘》或《白雪公主》则是包含了许多母题的类型。”[7] 在他的论述中和在学者的运用中,“母题”都是指的民间叙事体裁,如神话、传说、故事,而没有人论说过歌谣中的“母题”及其作用。

  周作人在1922年4月13日发表的《歌谣》一文里说:“我们的[歌谣]研究却有两个方面,一是文艺的,一是历史的。”[8] 所谓文艺的研究,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对歌谣做诗学的研究;常说的,兴、比、赋是也。所谓历史的研究,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历史的、政治的、民俗的研究;常说的观、群、怨是也。用当年周作人的话说:“(历史的研究)大抵是属于民俗学的,便是从民歌里去考见国民的思想、风俗与迷信等,言语学上也可以得到多少参考的材料。”这篇文章发表半年多以后,他又在《歌谣》周刊的发刊词里说:“本会汇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9] 而董作宾这篇文章,却撇开这些传统的研究方法和路数,从“母题”这一概念——后来被称为形式主义的研究切入,并以其作为比较研究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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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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