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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诚]董作宾:乡土研究的先驱
  作者:刘锡诚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1-20 | 点击数:19743
 

  家乡歌谣学应时而生

  北大歌谣征集处于1918年初成立后,自5月20日起由刘半农编订《歌谣选》在《北大日刊》上逐日发表,前后共发表了147首。其时就已经遇到了文字和注解出现歧义的问题。举例来说,民国七年(1918)《北大日刊》第256号上发表了常惠和刘半农、罗家伦和刘半农的通信,就歌谣中涉及的北京旗人的风俗习惯、特别是惯用名词的问题进行讨论:

  半农先生:

  歌谣选(61)说有六件事,是北京高等旗人家中之所必具。与惠所知,微有不合。即如第一项的“凉棚”,北京人都叫它“天棚”,决没有叫作“凉棚”的。这个名目上的差异,虽然无关宏旨,然而它已经成了一处地方的习惯名,在普通文字中,或可随便改得,在于歌谣之中,就断断改不得的。要是改了,就失了研究歌谣的本旨了。

  第二项的“水缸”。北京谁家没有盛水的缸,何必要单说高等旗人家中才有呢。其实是摆在院子中间,养金鱼的缸。北京人都叫它“鱼缸”。

  第四项的“先生”。北京在前清的时候,“先生”二字不很常有。因为是在皇上脚底下的地方,有钱的,人人都可称“老爷”。即使没有老“字”,也要称“爷”。再拿“先生”说吧,若是教书的“先生”,就称他“老师”或“师老爷”。若是管帐的“先生”,就称他“帐房先生”或“师爷”。决没有单叫“先生”的。

  那六件事,好像是五件——“天棚、鱼缸、石榴树、肥狗、胖丫头”。这是北京富厚人家所惯有的,决不是高等旗人家中所独有的。再说北京的旗人,也没有高等下等的,只有穷富就是了。或讲差使红不红、或讲支派近不近。要说有钱的旗人,没有受过教育的,很多很多。他们家中,何尝没有那五样东西,那么,也可叫他高等旗人吗。

  常 惠

  维钧兄:

  来书言习惯名之不可擅改,极是极是。但罗君来稿,当是传闻或记忆之误,未必有意代改也。至“高等旗人”四字,来稿本作“亲贵”。复以凉棚等物,较为富厚之人即可有之,不必亲贵,故用“高等”二字,以别于不富厚者。今见来书所言,亦自悔用此二字之不当也。

  刘 复[13]

  半农先生:

  我今天在日刊上看见常维钧先生论第61章歌谣的信,同先生的回信。常先生事事求真的热心,我十分佩服。但是关于这些歌谣的来源,我还有几句话说。今年3月间,在东城我的朋友王觉生家里赴宴。这位王先生,在北京住了30几年,知道北京情形很熟。他在席上,忽然说起这个歌谣,我听了有趣得很,就记住了。今年暑假,住在西山静宜园消夏,一天,同一位商科同学李光忠先生谈起这个歌谣,他所听见的,也同我所记的一样。我以为王先生在京多年,李先生在京也有多年,两位所知的竟不谋而合,所以我以为这条是千真万真的了。那天我同先生在图书馆主任室遇见,说起先生房东(旗人)的家庭生活,我忽然想起这个歌谣来,立刻就在李守常先生桌上写给先生,当时的情形,先生大约还可以记得。总观以上的事实,这条歌谣大约不是假的,或是“传闻或记忆之误”了。当是常先生从习惯名词上说的一番话,也有道理。我自己想了一想,并且打电话去问王先生,方知道这条歌谣系旅京的南方人所编的,通行于北京的“客籍”社会。前清光绪末年更盛行于官场。所以一切名词,与习惯并不相悖,与常先生所说的,及足互相发明。再说“先生”一物,却是北京旗人家中所常有的。我有两位朋友的同居,都是旗人。他们都有不读书的儿子,却是都有“先生”呢。附书于此,聊博一笑。并请质之常先生而且代我多谢他的盛意。

  罗家伦 谨白 11月22日

  志希兄:

  尊稿所举是通行于北京客籍社会之歌谣,常君以北京人之眼光评判之,自不能相合。亦或常君所举五种,是北京社会中原有之谣。当时旅京南人,以旗人有不读书之子,而亦居然延师,乃为增入“先生”一种,遂成尊稿所举六事,亦未可知。总之,歌谣随时代与地方为转移,并非永远不变之一物。故吾辈今日研究歌谣,常以“比较”与“搜集”并重。所谓比较,即排列多数之歌谣,用研究科学之法,以证其起源流变。虽一音一字之微,苟可讨论,亦大足增研究之兴味也。

  刘 复[14]

  歌谣征集处时代刘复、常惠、罗家伦三位歌谣研究学者的这次讨论,已经涉及到了研究歌谣的学人的立场问题:是家乡人研究家乡的歌谣,还是外乡人研究外乡的歌谣?二者是存在显著差异的。这种差异,为日后歌谣研究会同仁们所持和倡导的学术立场的确立,起了重要的催生和奠基作用。最好的一个代表,也是最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顾颉刚《吴歌甲集》中的那200来首吴歌的搜集。[15] 顾颉刚受到北大歌谣征集处征集活动和《北大日刊》发表的《歌谣选》的影响,从1918年休学在家养病,就在家乡苏州开始了向家人搜集吴歌,1919年9月完成。从1920年10月起,由《晨报》副刊主编、友人郭绍虞帮他抄录,并在《晨报》副刊上每天一首陆续发表,连续发表了三个月,用的笔名是铭坚。

  一俟歌谣研究会成立、《歌谣》周刊创刊,稿件和资料日渐多了起来,家乡人研究本地歌谣和外地人研究外乡歌谣的差异问题,便日趋尖锐了。在歌谣研究会和《歌谣》周刊的周围的大多数的歌谣搜集研究者,都是本地人搜集研究本地的歌谣,成为北大歌谣研究会的主导学术思潮。一些著名的歌谣搜集家和研究家,如北京的常惠、河南的刘经菴、河北的白启明、云南的张四维和孙少仙、广东的钟敬文、广西的刘策奇、贵州的申寿生等,大多都是搜集和研究家乡的歌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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