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中国民俗学会最新公告: ·第三届民俗学民间文学全国高校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在内蒙古大学开班   ·第三届民俗学、民间文学全国高校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拟录取学员名单公告   ·会议通知:“日常生活及其超越——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对象与伦理关切”学术研讨会  
   研究论文
   专著题录
   田野报告
   访谈·笔谈·座谈
   学者评介
   书评文萃
   译著译文
   民俗影像
   平行学科
   民俗学刊物
《民俗研究》
《民族艺术》
《民间文化论坛》
《民族文学研究》
《文化遗产》
《中国民俗文摘》
《中原文化研究》
《艺术与民俗》
《遗产》
   民俗学论文要目索引
   研究综述

平行学科

首页民俗学文库平行学科

[左玉河]跳舞与礼教:1927年天津禁舞风波
  作者:左玉河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9-05-25 | 点击数:17524
 


  1927年夏,天津社会名流借助官府的政治势力,掀起了一场禁舞风波,引发了一场关于“跳舞与礼教”问题的讨论。在短短的两个多月中,《大公报》先后发表数十篇文章,对跳舞与禁舞、跳舞与社会风化、跳舞的性质、跳舞与男女社交公开诸问题展开激烈讨论。笔者认为,这场禁舞风波,是西舞传入中国后都市民众思想观念的一次集中展现。其典型意义在于:一是名流禁舞是在天津跳舞之风流行时引发的,吸引了天津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讨论的时间较长,无论是反对跳舞,还是赞同跳舞,各种意见表达的比较充分;二是在这场禁舞风波中,《大公报》自始至终主导了这场讨论,将名流及各界民众的声音充分地刊载出来,较全面地展示了都市民众对跳舞问题的看法。跳舞有伤风化、破坏礼教,还是正当的新式娱乐?跳舞是一种“肉欲的冲动”,还是一种“美欲的体现”?跳舞是一种高尚娱乐,还是一种如同娼妓般的罪恶?跳舞导致了道德的堕落与礼教的破坏,还是促发了男女平等与社交公开?围绕这些问题,新旧两派展开了激烈争论,社会各界竞相发表自己的意见。本文主要依据《大公报》相关资料,力图对这些问题予以回答,以揭示20年代都市民众关于跳舞问题的复杂观念。

  一

  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舞蹈相异的娱乐形式,交际舞是由西方殖民者带来的。1850年11月,侨居上海租界的西人举行第一次正式交际舞会,开始将西方交际舞带到中国。民国建立后,北京政府经常举办各种交际舞会,但跳舞者仍以洋人为主。在五四新思潮的推动下,跳舞逐渐从租界西人的交际圈,扩展到都市平民的娱乐圈,日益成为都市民众的一种新式娱乐方式。1927年,上海第一家营业性舞厅——永安公司的大东舞厅开设,交际舞作为一种新式娱乐迅速流行:“近年来上海的跳舞,可算得风行一时。凡是年轻的男子和女子,非学会跳舞不能算出风头。”[1]对上海盛行跳舞之事,当时报刊作了大量报道:“数月以来,跳舞之风,盛行海上。自沪西曹家渡而东,以及于沪北,试一计之,舞场殆不下数十。”[2]上海社会形成了“少年淑女竞相学习,颇有不能跳舞,即不能承认为上海人之势。”[3]

  继上海之后,跳舞之风亦在天津、北京等地流行。因为舞客众多,舞业利润可观,许多饭店相继开设舞场以揽生意。天津有福禄林、国民饭店等,上海有月宫饭店等,“近年中国跳舞之术流行,从前以上海为盛,迩来天津、北京时髦女子亦都趋之若鹜。”[4]据《大公报》载:“跳舞一事,在天津已经是很盛行,一般沾洋气的饭店,因为想求事业的发达,经济上的胜利,不得不有极精美的跳舞场,去迎合一般自以为新青年人们的心理,所以这些爱出风头的男女们,如痴如狂,争先恐后,去学习跳舞。”[5]跳舞是欧风东渐的结果,天津跳舞之风实源自租界洋人饭店起士林,然后流行于华人开设的福禄林、国民饭店等:“窃自欧风东渐,发起跳舞之一端,起士林等实开其始。”[6]跳交际舞与剪发、穿皮鞋、穿洋装一起,成为都市民众时髦的娱乐方式。在天津民众看来,“到福禄林去跳跳舞,到电影院去出出风头,”[7]成为天津时髦青年的标志。

  西洋交际舞这种娱乐方式,突破了男女社交的界限,包含着社交公开、男女平等的新理念。故从它传入中国起,便引起了维护传统道德、封建礼教的守旧者的非难和抵制,由此引起的争论始终不断。其中,以1927年天津名流禁舞风波最具典型意义。1927年5月中旬,王吕元、潘守廉、严修、华世奎、徐世光、赵元礼等为代表的天津社会上“有心世道者”的是十二位名流,因为福禄林饭店开设跳舞场,有了跳舞之事,遂“戚焉忧之”,写信给福禄林饭店的大股东李赞侯,以道学家的口吻,劝说该饭店取消跳舞,以维持风化,从而引发了持续两个多月关于禁舞与跳舞问题的讨论。

  天津名流禁舞风波,大致经历两个阶段:一是名流们先后致函福禄林和国民饭店股东,劝其取消舞场,并运动天津官府查禁跳舞,引起了社会各界围绕着跳舞与礼教、跳舞与风化等问题进行争论;二是名流禁舞之举后,天津民众给予密切关注并参与到《大公报》组织的关于跳舞问题的讨论中,围绕着跳舞的性质、目的、用途、中国是否需要跳舞诸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无论是赞同跳舞者,还是反对跳舞者,均将各自的观点展示出来。

  在致福禄林饭店股东的公函中,天津十二位名流对近来盛行的男女平等、自由结婚等新思潮进行谩骂:“故自由结婚,自由离婚,女子不以再嫁为耻,其身体发肤亦不以亲近男子之身体发肤而羞。”名流们将跳舞与自由结婚、自由离婚、女子再嫁、社交公开等新潮联系起来,指责跳舞是新思潮之体现,是“毁坏名节,伤风败俗”之举,故坚决主张禁止。其诋毁跳舞说:“于大庭广场中,男女偎抱,旋转蹲踢,两体只隔一丝,而汗液浸淫,热度之射激,其视野合之翻云覆雨,相去几何。”又云:“始犹借资游观,继则引诱中国青年女子,随波逐澜,是干柴烈火,大启自由之渐,遂开诲淫之门。”故诅咒倡导及赞同跳舞者“不遭天谴,亦受冥诛。”[8]

  针对名流禁舞之举,赞成跳舞者立即予以批驳。1927年5月21日,《大公报》发表署名“我迂”的文章指出:“我听说北京铁狮子胡同、北京饭店、六国饭店不时有许多‘上等人’‘官儿’也在那里抱着搂着跳舞,也许那里的‘干柴烈火’要比较的好些。” [8]既然跳舞是“有伤风化”之事,像李赞侯这样有名的大股东,怎么会不懂而劳名流们来劝止呢?既然北京官场跳舞之风兴盛,其所谓“干柴烈火”比天津还旺,何以北京不禁跳舞而唯独天津要禁呢?新式跳舞并非天津一处仅有,为什么比天津更流行跳舞的上海不禁止呢?为什么官办的交际舞会及外国人办的舞场不禁止,而偏偏要禁止国人开设的舞场呢?

  该文对名流们认为跳舞是“伤风败俗”观点提出了质疑,指出男女跳舞是现代社会交往的正常行为,并非伤风败俗:“其实要讲到男女之防,偎抱着‘两体只隔一丝’,是伤风败俗,如果单是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也会伤风败俗。”故其以挖苦地口吻说,要想防止男女交往,“最好让男女青年都戴上一副墨晶玳瑁边的眼镜,再不然让女子照土耳其旧时女子似的,将脸蒙起来。如是者,一定可以使风俗回到五千年前的淳厚程度去。”作者还对名流们搬出“阎王”及“遭天谴”、“受冥诛”的道德诅咒,进行讽刺:照十二名流那种“不遭天谴,亦受冥诛”的心理推想,自己做了这样的大功德,起码得“七祖升天”。故该文认为“不必如此的搬出一个礼教的大招牌来。”[8]

  两天后,《大公报》发表题为《跳舞与礼教》的社评,对天津流行跳舞之风给予肯定,并指出,跳舞与禁舞已经演变为一个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社评说:“天津今年忽流行跳舞。因而惹起反对,遂有福禄林饭店废止跳舞之事。然废者自废,兴者自兴,究竟跳舞应否禁废,礼教观念,如何维持,乃一种有兴味之社会问题,不仅天津所关已也。”[9]社评对跳舞与礼教的关系作了分析,认为跳舞与礼教无关,与都市风俗好坏无关;礼教破坏及风俗变坏,不能归罪于跳舞,更不能归罪于倡导男女平等及社交公开的新青年,而应该从维护礼教者本身找原因。

  天津名流禁舞是在民不聊生、军阀混战的背景下进行的。当此国民革命处于高潮,南北军在徐州、津浦线激战之时,名流们不去社会最急需关注的灾荒、饥民、战乱、兵匪等问题,反而关注天津都市的跳舞问题,发起禁舞之举,这看似“义薄云天”,实际上是一种绝妙的讽刺,自然引起人们的不满。有人揭露说:“正是报纸上载着鲁南饥民倒毙有四五万的那天,名流、下台官僚、退伍军阀等等,不辞跋涉,分驾汽车,亲临李准之门,痛驳跳舞之非。” [10]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不去救济灾民、消弭兵患,而是极力反对代表新思潮的跳舞,关心富家子女的所谓“廉耻”,“不独号称文物之邦的东南所没有,”即“观瞻所系的首都”也没有。[10]对名流禁舞之举进行讽刺和挖苦。

  名流们的禁舞之举,在开始时还是有一定效力的,“福禄林因李赞侯受人一封书,业已取消跳舞。”[11]但并不是所有华商开设的舞场都屈从于名流的压力。国民饭店不仅不听从,而且公开与名流们对抗:“国民饭店虽经名流劝告,而明灯灿烂中,犹见舞伴翩翩,有时且更较前热闹。”[11]

  国民饭店这种公然对抗的做法,令名流们十分恼火,遂再次奔走,运动官府对开设舞场的华商施加压力。据《大公报》透露:“名流方面认为非达到实行取消,实无以正风俗而敦人心,故日来轮流往访李准,一面劝告,一面督责,大有不达目的势不甘休之志。”官府似乎也感觉禁舞之事难度大,故采取了回避态度:“闻李氏因过于麻烦,已挡驾不见而名流则预备坚持到底。”[11]尽管官府没有如自己想象得那样下令禁舞,但名流们并不罢休。他们随即再次致函国民饭店经理,劝其禁设舞场,取消跳舞之事:“前此各名流以国民饭店迟疑不肯即使取消,又特具意见书,致国民饭店经理董事并各股东,再公同为最后之陈请。”[6]

  潘守廉、严修、王景禧、华世奎、王占元等名流,在致国民饭店公函中,阐述了取消跳舞的理由,痛陈跳舞之害处。在南北各省“天灾人祸刍狗众生”情况下,名流们标榜自己的禁舞之举,带有积德修功的含义:“乃罹此眼前刀兵之苦,我辈托迹津门,安居乐业,此时多积今生一分阴功,即消除前生一层罪案”。这是对其前所作罪恶的忏悔、还是对社会变动的无奈?名流们认为,招引中国年轻女子跳舞是造孽,死后会引起阎王老子的审判。故股东们当顾及名誉,修德抑恶,取缔跳舞之事。其劝说道:“况人生不过百年,大限一到,万贯家产,难带分文,惟所造恶业,须向阎王老子前对簿。”[6]名流们抬出“阎王老子”来压国民饭店,带有威胁与诅咒之意,不仅说明名流禁舞所依靠的社会力量是相当软弱的,而且表明其禁舞的精神力量(道德说教)也是苍白无力的。

  在刊登名流们的公函后,《大公报》同时发表了署名“天鹅”的《从名流扯到向阎王老子前对簿》,对名流致函国民饭店公函之举进行讽刺:“反对跳舞的那班名流,第一次写给李赞侯的信,将跳舞描写得淋漓尽致,年轻人瞧了心里只是痒痒的。现在第二次写给国民饭店的信,又好像是仿照的太上感应篇似的,年老的人瞧了,不禁毛发悚然。”[12]

  面对名流们气势汹汹的通牒,国民饭店并没有屈服。6月5日,国民饭店在收到公函后召开临时股东会,复函驳斥名流取缔跳舞之举。国民饭店股东会在复函中,明确阐述了不能取消跳舞的三种理由:第一,开设舞场合乎世界潮流,合乎国内新潮:“因跳舞一事,不仅为欧美各国所通行,即东亚中日两国亦风行已久矣(如北京公府怀仁堂、外交部大楼及天津交涉公署、黎前总统宅时常有之),不独为国民饭店一家所有,即利顺德、起士林、天升等处,亦举行多年矣。”既然跳舞是国际风行的交际方式,也是官方举行社交的通用方式,国民饭店没有理由停止。第二,开设舞场合乎商业竞争的惯例:“同一地方,同一营业,彼此竞争,此亦商业之循例也。”[13]为了商业竞争的需要,国民饭店也无单独停止之必要。第三,跳舞没有违背国家法律,合乎法律规定,没有取消的依据:“且以我国法律言之,亦无禁止跳舞之明文,故本股东会对于跳舞一事,认为并非抵触法律之营业,此不能停止跳舞之理由也。”[13]正因如此,国民饭店语气强硬地回复名流们:一致反对停止跳舞。

  国民饭店之强硬态度,令名流们无可奈何。名流禁舞不仅未能压迫国民饭店停止跳舞,反而刺激福禄林恢复跳舞。名流们抬出“阎王”来压制国民饭店取消跳舞,福禄林则用“观世音”(白衣舞女)与之相抗,煞是热闹。《大公报》以挖苦的口吻报道说:“名流要禁止跳舞,使用阎王出面,赫赫(加上口字旁)国民饭店的股东;福禄林恢复跳舞,昨天忽然加入白衣跳舞,这是请观世音和阎王法,天津真可以算是神鬼世界。”[14]

  名流禁舞使天津民众产生了很大的逆反心理,不仅跳舞活动没有停止,反而刺激了跳舞之流行与舞场的兴盛:“所以倒愈禁奇,愈奇愈妙,反而禁得不喜欢跳舞的,多蹈舞欢跃的去学习跳舞,不爱出风头的,亦形神骚动的去大出其风头了。”[15]这是名流们始料不及的。

  从1927年6月中旬开始,禁舞与跳舞之争趋于高潮,天津各界民众纷纷致函《大公报》,竞相发表自己关于跳舞与礼教问题的意见。讨论的重点,已经从名流与民众围绕“跳舞与礼教”的争论,扩大到赞成与反对跳舞者围绕着跳舞的性质、目的、用途等问题而展开的讨论。1927年6月20日,《大公报》发表署名“云心”的《我对于跳舞的怀疑》,对于跳舞问题提出了“怀疑”:“我不明白跳舞的用途是什么?跳舞的目的是什么?在目前中国的情形,是否有跳舞的必要?有了跳舞,社会能受何等的利益,没有跳舞,国家能有何等的危害?”[16]云心提出的这四个问题,成为第二阶段《大公报》关于跳舞问题讨论的基本问题。随后,社会各界关于跳舞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围绕这几个问题展开的。

  云心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人们的讨论。7月13日,《大公报》“铜锣” 专栏发表“跳舞问题”专号,刊发了一组讨论跳舞的文章,计有:梦湘的《阶级制度的跳舞场》,弃舍的《我的跳舞观念》,化宇的《金钱的势力胜过了名流的金口玉言》,难过的《觉民对于“跳舞”意见之矛盾》,絮絮的《与心冷先生》,心冷的《我的强辩》等文,围绕着跳舞与禁舞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将赞成跳舞与反对跳舞的各方观点陈列出来。

  《大公报》及“铜锣”专栏刊出“跳舞问题”专号后,引起了天津各界的高度关注。7月21日,《大公报》“铜锣”专栏又发表“跳舞问题”专号,刊发表了一组讨论跳舞问题的文章。7月22日,《大公报》“铜锣”专栏再次发表“跳舞问题”专号,发表了罗杰的《现在的“跳舞”是国产吗?》,子鑫的《跳舞的“可怕”与“可怜”》,云心的《读了“答怀疑跳舞”和“谈跳舞”以后》等一组讨论文章。从7月13日到7月23日短短的10天间,《大公报》“铜锣”专栏先后出版了四个“跳舞问题”专号,发表了26篇讨论文章,将跳舞与禁舞问题的讨论推向高潮。

  7月29日,《大公报》发表题为《反跳舞运动停顿》的文章,指出:“津埠名流反对各租界饭店跳舞一节,迭志前报,兹次反对跳舞之内幕,系某饭店之股东黄某,与各股东意见不洽,故利用各界,出而反对,现各方多已谅解,因之反对运动,亦已停顿云。”[17]显然黄某是反对跳舞的,与赞成跳舞者意见不合,故运动天津名流们出面禁舞。如今看到跳舞难以禁止,故宣布“停顿”禁舞之举。至此,持续三个月之久的跳舞与禁舞讨论亦随之结束。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2006-3-10

上一条: ·[朱浒]燕大社会调查与中国早期社会学本土化实践
下一条: ·[朱国华]民族文化认同与经典的再发明
   相关链接
·[叶隽]留德一代的德国学术史观·张竞生的书和写张竞生的书

公告栏
在线投稿
民俗学论坛
民俗学博客
入会申请
RSS订阅

民俗学论坛民俗学博客
注册 帮助 咨询 登录

学会机构合作网站友情链接版权与免责申明网上民俗学会员中心学会会员学会理事会费缴纳2024年会专区本网导航旧版回顾
主办:中国民俗学会  China Folklore Society (CFS) Copyright © 2003-2024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朝阳门外大街141号 邮编:100020
联系方式: 学会秘书处 办公时间:每周一或周二上午10:30—下午4:30   投稿邮箱   会员部   入会申请
京ICP备14046869号-1       技术支持:中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