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关于跳舞问题的讨论中，多数人之所以不反对跳舞，是因为跳舞合乎时代新潮，反对跳舞“委实是违背潮流”。说跳舞“有伤风化”，是假道学的“架子”：“我更不敢撑起道学架子来，说跳舞的有伤风化。”[16]因此，尽管以天津名流为代表的旧派人士有禁舞之举，但跳舞之风并没有因此衰退。有人描述道：“在这洋气熏人的天津，跳舞已经演成公开的娱乐。虽然也曾有遗老名士，抬出‘阎王爷’的招牌来恐哧各饭店主人，毕竟因他为他的神威管不到舶来的习惯，非但没有一家停止跳舞，此风反而日盛一日了。”[33] 《大公报》关于跳舞问题的讨论，引起了人们对跳舞问题的关注。天津都市民众将各自对跳舞与禁舞之意见呈现出来，成为展示都市民众对“跳舞”态度的窗口。有人说：“近来的铜锣上对于跳舞反对和赞成的声浪，敲得震天价响”，人们“对于跳舞的讨论，更深切了。”[25]通过跳舞问题的讨论，很多人认识到：“跳舞本不是一件极恶不容于社会的事，……本可以无须乎反对的。”名流“不遭天谴亦当冥诛”的金口玉言，再加上些他们厚结的势力，“尚且禁止不了”，[25]守旧者的诅咒与谩骂更不会有效果。

　　就在名流禁舞热闹之际，天津各界的跳舞活动并未停止，而是更加流行。天津各大电影院还乘机大放介绍跳舞之影片，甚至举行跳舞表演，推动跳舞之风行。从7月21日起，《大公报》连续刊登广告，介绍天津跳舞家梵天阁女士表演跳舞之事。其广告云：“梵天阁女士，绮年玉貌，舞学精深，在津授徒以百计，历在平安天升等院及大华饭店献技，取费一元至三元，而观者无不争先恐后，本院以本期之电影特佳，为使观者格外满意起见，特重资敦聘，读其于电影之外，登场表演其跳舞绝技，此外并有其西洋女徒多人助演，并特别加增音乐，以助其兴，以尽其美，千载良机，幸勿错过。”[34]

　　天津一些剧场利用民众热烈讨论跳舞问题之机，大放外国有关跳舞的电影，以招徕顾客。《跳舞迷》在皇宫电影院公映，即为典型例证。不仅如此，《大公报》在1927年6月19日、20日、21日接连数日刊登皇宫电影院放映《跳舞迷》的广告。该广告介绍《跳舞迷》电影说：“有少年焉，因醉心跳舞而得娇妻，继又因醉心跳舞而险失娇妻，其成功在跳舞，其失败亦在跳舞。片中有学校之舞，或则花阴月下，舞袖翩翩，或则绣楼珠廉，五光十色，其点缀跳舞之繁华，使人触目惊心，情丝万丈，难系浪子之心，黑夜枪声，惊破登徒之胆。人约黄昏，累他久待，弄成圈套，人拥诸君。”[35]这样大规模地介绍跳舞，说明名流禁舞并不为多数民众及媒体接受。跳舞之风反因名流禁舞而增强，这无疑是对名流禁舞的一种绝妙讽刺。

　　跳舞之风“反而日盛一日”，出乎名流们的预料。尽管名流禁舞无功而止，但天津守旧势力的禁舞举动并未停息。9月底，天津地方士绅操纵的天津县议会再次提出禁舞问题，要求取缔天津各外国租界内饭店的舞场，并责令交涉公署向各国驻天津领事交涉。《大公报》以嘲笑的口吻报道：“天津县议会提议取缔各租界饭店跳舞一案，闻其议决结果，拟请交涉公署向各国领事交涉，要求取缔。但跳舞为外交界交际场中常有之事，薛交涉员是否将向各国领事交涉取缔，颇为疑问云。”[36]天津县议会的提案并未能实施，仅仅表达了这些保守势力禁舞之态度而已。

　　但跳舞与禁舞问题并没有结束。随后，天津县议会又以捕风捉影之“裸体跳舞”为由，函请警察厅取缔。其致函警察厅公函云：“乃自欧风东渐以来，吾国趋时之士，动辄模效西人，尤以津埠为甚。近则跳舞之事，日见其多，且变本而加厉，始而为衣服之跳舞，继而为裸体之跳舞。始而为游艺式之跳舞，继而为猥挚式之跳舞。长此以往，隐恶良深。处此时代，纵未便骤为绝对禁止，而风化所关，亟应防其太甚。当场公决，拟请贵厅并照会各租界领事，凡津埠娱乐场中暨饭店等处，如华人跳舞，一律禁止裸体，并不准有猥挚状态，以正观瞻，而端趋向。”[37]警厅得到公函后，函请交涉公署转知各国领事，禁止华人裸体跳舞，并训令所辖境内各娱乐场不准演唱淫剧。

　　《大公报》对天津县议会提出质疑道：“按裸体跳舞，有伤风化，诚当禁止，特不知县议会诸议员在何时何地见之？藉曰果有其事，则何以不禁西人而只禁华人？”正因如此，《大公报》评论说：“其函请警厅转函交涉公署，以‘如华人跳舞，一律禁止裸体’照会各租界领事，直欲使警厅与交涉公署闹笑话而已。是故警厅函请交涉公署转知各国领事一事，当以敷衍县议会面子视之，而交涉公署将置此事于不理，殆可无疑。特不知所谓县议员者，何竟无聊至此耳。”[37]县议会提案固属无聊之举，但这种举动本身，表明反对跳舞的保守势力还是不容忽视的，其禁舞之念并未放弃。

　　如果说1927年天津禁舞风波，是以社会道德力量来推动的，名流们是禁舞之主角的话，那么从1928年以后，随着国民党政治势力日益强大，其干涉民众日常生活之力度亦越来越大，查禁跳舞的主角，已经从社会名流转换为地方官府了。1928年7月27日，上海特别市党务指委会四区十五分部致函上海市政府，要求查禁跳舞：“查本埠舞风甚盛，触目皆是，如跳舞学校及月宫饭店等处，服饰丑怪，几无人格，每每引诱一般青年同志踵迹其间，形同妓馆。而良家子弟妇女们受其陷害者不可胜计，实玷辱于国体良非浅鲜。当兹革命统一之际，廉洁为主，岂可容此污秽流处于青天白日之下耶？敝分部有鉴及此，应即函请贵市政府即日严重取缔等因。”上海市政府立即命令市公安局：“查明辖境以内，如有上开情事，应即取缔，并将办理情形呈候察核。”[38]这是以政治势力公开进行的禁舞之举。其禁舞动机，显然是出于政治需要，是为了树立政府廉洁开明而奋进的姿态。1928年上海市政府颁布禁舞令，实开官府禁舞之先河。

　　在倡导和赞同跳舞者看来，跳舞是现代文明生活的象征，是现代社会的新潮流，那么提倡跳舞便是追求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但跳舞这种新式娱乐，一开始便受到左右两方面的压制：在守旧的名流们看来，跳舞有伤风化，必须禁止；在当政的官府看来，内忧外患的时代环境不需要跳舞这种新式娱乐，中国最需要的是振兴民族精神，实现民族复兴，而不是消磨男女青年意志之“跳舞”行为。两方面的强力压制，在“维持风化”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点。上海1928年禁舞，北平30年代初禁舞，均是在“维持风化”之堂皇理由下进行的。天津名流禁舞的理由是跳舞有伤风化。这种堂皇而虚伪之理由，竟然成为日后官府禁舞的主要借口。以19333年北平市政当局的禁舞为例，其禁舞理由是“以重政令，而维风化。”[39]在官府看来，取缔跳舞“是为了国家前途作想，是为了多数前程远大的青年人打算。”[40]这与1927年天津名流禁舞之言论何等相似，只是禁舞之主角，由名流变为官府了。

　　天津禁舞风波，是西舞传入后都市民众观念之集中反映。这场风波所展现出来的观念是复杂的。跳舞是都市繁荣和发展的象征，同时也是都市消费主义之必然结果。跳舞是现代文明的新式娱乐，是社会新思潮的体现，但同时也是有产子弟的消费场，对于社会风气未尝无害。跳舞与男女平等、社交公开、女子剪发一起，被视为都市新思潮和新生活的体现，是社会趋新的反映，但在革命、外患、灾荒、动荡的社会环境中，跳舞也同样与社会风化、破坏旧礼教相联系，从而视为社会青年堕落之象征。因此，1927年天津禁舞风波，不仅表明了名流禁舞力量是何等的软弱无力，其禁舞之理由是何等的苍白乏力，而且也同样反映出跳舞与禁舞问题体现出的民众思想，是何等的复杂。而其后上海、北平禁舞之声的不绝于耳，更说明跳舞作为一种新式娱乐在中国之流行，又是何等的曲折和坎坷。

　　近代以来都市民众对跳舞的欲迎还拒之态度，凸显出社会民众一种怎样的社会意识？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跳舞作为一种新式娱乐，对都市民众充满了诱惑和吸引，故其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决定了其在都市之迅速流行。但在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和伦理化的国度里，跳舞这种新式娱乐方式因始终与所谓礼教、也会风化等问题纠缠在一起，故跳舞所表征之日常生活的欲望和乐趣，始终得不到充分的表达，始终受到旧礼教和社会风化等传统势力的压制。因此，如果说跳舞是人们自然本性之体现的话，那么禁舞则是对这种本性和欲望的有意压制。关于跳舞问题讨论之热烈，体现出人们对这种新式娱乐的关注和向往，但这种娱乐方式却受到社会守旧者的压制，也成为政府查禁的对象。跳舞问题讨论之激烈，不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代都市社会演变的曲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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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2006-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