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际舞作为一种西方新式娱乐方式，难以为思想保守的天津名流们接受，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两种文化观念毕竟存在着较大差异：“跳舞，西俗也，男女社交，而以拥抱步驱为事，自中国脑筋言，殊属费解。”[9]故名流禁舞，首先体现出来的就是新旧两种思想观念的差异。在以名流为代表的守旧者看来，跳舞与剪发等一样，都是大逆不道的东西，并且跳舞被列为“新五毒”之首：“名流眼中的新五毒是跳舞、女子剪发、白话文、恋爱、党军”。[18]名流眼中的新五毒，显然都是新潮流的体现，其将跳舞、剪发等视为新五毒，是与时代潮流相对抗。

　　在赞同跳舞的新派人士看来，名流禁舞是落后思想之体现，是阻滞新思潮的表现。但在名流们自己看来，其禁舞之举是有充分理由的。其最大理由即谓：跳舞破坏礼教，有伤风化。为了维持风化、维护礼教，必须禁止跳舞。对此，名流们在先后两次致福禄林及国民饭店的公函中均作了阐述。

　　在致福禄林股东的公函中，名流们指责跳舞“大启自由之渐，遂开诲淫之门”，提出自己禁舞的理由是由于跳舞“毁坏名节，伤风败俗”。在名流们看来，舞场是“污垢之场”，若中国女子出入其中，互相效仿，风气日坏，故禁舞旨在维护“女德之美”：“中国女德之美，为世界所公认，凡淑闺名媛，孰肯涉足污垢之场？特小家碧玉，朱娴闺训，转相效尤，恐习染日多，陷溺无所底止。”[6]这是名流禁舞的主要借口。此公函还云：“鄙等或系侨居，或系土著，半多古稀之年，每思进德之事，同深挽回狂澜之意，无非爱人以德之心，慨国步之维艰，痛民生之无托，惟劝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挽浩劫，而出苦海，不至四维不张。是则区区等之所用心也。”[6]

　　在这里，名流们将自己的禁舞之举，视为“进德之事”，颇有“挽回狂澜之意”。只是其“所进之德”，在于维持风化，坚持礼教；其所要挽的“狂澜”，是新文化、新思潮冲击封建礼教之狂澜，实际上乃阻止新思潮之举。名流们将自己打扮成传统道德的化身，称自己的举动是“爱人以得之心”，是行善进德，是救民出苦海之举，是使“四维”昌明、社会秩序稳定、体恤民生之举，俨然一副救世救民的开明姿态。

　　究竟跳舞是否真得有伤风化？跳舞与礼教是何等的关系？这是禁舞风波中争论的焦点问题，也是反对跳舞者所持的最主要的理由。反对跳舞的名流们认定跳舞破坏礼教、有伤风化，而赞成跳舞者则对名流的观点进行了坚决驳斥。早在清末西舞输入中国时，有人就指出：“西国有跳舞之俗，类皆一男一女相抱而舞，我国人鄙之，以为蛮野，不知彼盖有深意存焉。男女相悦，乃发乎自然之感情，不可制也。而既非夫妇，则不能各遂其欲，必有郁结不能发纾者焉。惟听其行跳舞之仪，使凡爱慕于中者，皆得身相接，形相依，于以畅其情，达其欲，而不及于乱，岂非至道之极则乎？奈何薄之？”[19](P964)这显然是对跳舞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既然跳舞是男女“发乎自然之感情”的流露，男女以这种方式“畅其情，达其欲，而不及于乱”，那么跳舞即为一种正当的娱乐方式，是“正道”而非“乱行”，并非不合礼教。既然跳舞是“至道之极则”，故应该加以推崇，不应该对其指责。

　　但在天津名流们看来，跳舞既非健身运动，也非社交公开，而纯粹是一种不健康的淫乱行为。其诘难道：“或谓跳舞足以健身，而健身之道正多；若谓交际公开，则交际何须一抱？故其事无他，男女求欢乐而已。中国所应学西洋者甚多，若此等奢靡之俗，费时耗财，一无所益，本可不必也。” [9]针对这种诘难，《大公报》社评明确指出，跳舞并不对破坏礼教负责，更不对社会上的奢侈之风负责：“盖尝痛心于风俗之坏，皆在大都会，而负责者为富贵之家，热心跳舞者，亦此流人。然假令废止跳舞，其奢靡固依然，中国从无跳舞，而都会淫风，本来已甚，可知其病根自在也。”[9]

　　针对名流们认为跳舞促使青年学生堕落之误解，《大公报》同样给予反驳：“今人之论风俗者，每太息于一般男女青年学生立身之不谨，然就实际论，男女学生堕落者殊少，而中年有职业者及富贵之人，紊乱风俗最甚。即以跳舞论，半夕游资，辄需数元之费，一般青年，孰能任之？试问天津自开跳舞场以来，一般在校之男女学生，能有几人与会，不待调查而知其必少也。是以为此等奢靡事者，不论何时永为少数富贵人，易言之，即不劳而获之寄生于社会者，及其家属。”[9]因此，导致社会风俗日坏者，乃富贵家庭之男女。这些人即使不跳舞，也会进行其他“狭邪之游”，故跳舞并不负“奢侈”罪责。

　　正因富贵人家管教自己子女对维持风化有巨大作用，故《大公报》认为名流们没有必要以禁舞来维持风化，从而将破坏礼教的罪责归于一般民众，而且敬告名流们要“自省”，不能作“伪君子”和“假道学”，这样才能管教好自己子女。《大公报》指出：勤劳为纠正奢靡之有效方法，全国乡村举家操作，“不谈礼教而礼教自行，不论风俗而风俗自好。”这种情况与都市社会形成显明对比，说明社会风俗及维持礼教，不是靠名流说教就能维持的。所以，都市风俗决非跳舞所引起的：“无论少数都会人荒淫何程度，初不能摇憾中国社会基础。以都会言，诚可悲观矣，而直接受害者，限于少数之富贵人，充其所极，不过少数人家自灭，与多数勤劳之民众仍无干也。其所应反对者，在于少数人肆行奢侈以耗大众之生产资本，而尚不在其导恶风坏礼教也。”[9]故跳舞的真正危害，是少数富贵子弟之堕落，而不在导恶风坏礼教。

　　《大公报》反复强调，封建礼教受到破坏，并非由于跳舞引起：“中国于跳舞本无提倡必要，然若谓废跳舞即可正风俗，或流行跳舞即坏礼教大防，则亦观察之误，盖风俗败坏，其原因别有在也。”[9]它在肯定中国礼教“其精义有不可磨者”后，对礼教败坏的真正原因作了揭示，认为正是以社会名流为代表的所谓“提倡礼教者”，导致了社会风俗和礼教的败坏：“独惜近年来以提倡礼教者，往往为躬行奢靡之人，或大有力者，已身荒淫无度，而偏以礼教责青年，于是并礼教为物亦受一般都会新人鄙弃，而黠者转以打破礼教之新名词，以便其放纵，此两失之也。”[9]这就是说，提倡礼教者本身就违背了礼教，成为都市风俗之败坏者，“为躬行奢靡之人”。

　　《大公报》认为，跳舞与廉耻是没有必然关联的。它质问道：“就拿名流来比方吧。他们要是真肯排斥洋化，维持国粹，为什么不坐骡车去见李准，而坐外国人发明外国人流行的汽车呢？……名流既不肯为少数人的治安关系少数人的人道关系主张废除汽车，复不肯牺牲自己两腿的安逸，而乘坐洋化的汽车，那么，安能因为跳舞场或者有少数败类，而根本就不许人家跳洋化的舞呢？” [10]故名流禁舞完全是“假道学”的作派，“廉耻是廉耻，名流是名流”，两者毫不相干。

　　以“维持风化”为禁舞之理由，暴露出名流们精神力量的贫乏。名流禁舞表面上是为了维持风化，而实际上是要阻止新思潮之流行。有人揭露说：“官厅要发出布告，禁止她们剪发；名流们发出通知，禁止人们跳舞。一个用法权禁止，一个用阎王威哧，这岂不令人怀疑，所以不得不考虑一下。” [20]跳舞是社会的新潮流，是一种民众的新式娱乐，并不关乎风化，名流、官府没有必要加以禁止。故人们质问道：“西洋的女子，剪发跳舞，这两件事，都很风尚；剪发是为便利起见，跳舞是为娱乐起见。中国官厅，因有关风化，而禁止剪发；那么名流所以禁止跳舞，也是因为跳舞女子太多剪发的，而有关风化吗？”[20]

　　针对名流们断言跳舞“有伤风化”，爱莲女士发表《与其禁跳舞还不如禁娼妓》一文，对名流禁舞作了正面批驳：“天津这一阵子，闹禁跳舞也闹够了！什么名流了，阎王了，弄得名目繁多，应接不暇。结果禁的还是禁，跳的还是跳。”名流只敢禁像国民饭店这样的国人创办的舞场，而不敢禁止外国人开办的舞场，暴露了天津名流禁舞以维风化的虚伪性：“要说有伤风化，难道外国人开的，就不有伤风化了么？”[21]这是回击名流禁舞之有力借口。但跳舞与风化之间究竟是何关系？在她看来，跳舞并不关乎社会风化，伤害风化最厉害者，莫过于娼妓，为了维持风化，首先要废除娼妓。故她大胆提议：“与其禁跳舞，还不如禁娼妓。”既然禁止娼妓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也无法以禁舞来维持风化：“东西各国都有娼妓，都没有禁止，都有跳舞，也没有禁止呢！”[21]

　　爱莲女士的观点，立即得到赞同跳舞者的支持。他们发挥爱莲女士的观点，揭露娼妓对社会风化的危害，主张维持风化须由禁娼入手。既然名流们禁舞是为了维持风化，而社会风化的“诲淫之门”是从娼妓开始的，那么社会风化则与跳舞无关，却与娼妓相联：“所以我说若要‘挽救风化’，不若先‘废止娼妓’，若要‘维持礼教’不若先改良社会上的一切‘颓风败俗’，这才不失名流们的‘苦心甘旨’吓！”[15]故在赞成跳舞者看来，“娼妓”和“跳舞”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即便将两者联系看，既然“娼妓不能禁止”是事实，那么也同样证明禁止跳舞是不可能的。不仅在事实上废止不了跳舞，反而会刺激人们对跳舞的关注与爱好。

　　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年代，名流们关注所谓跳舞问题，令许多民众大惑不解。《大公报》认为，“天津之所谓名流也者，对于跳舞简直是反对到底，这股子勇气，着实令人可以佩服。但是这股子气用歪了。”名流们“勇气”可嘉，只是没有用到正地方。其禁舞之举，实属荒唐，甚至荒唐到外交交涉上来：“现在越弄越起劲，公函了省长，请交涉员向各国领事，禁止华人跳舞，这个圈子总算是绕得不小。”《大公报》以戏弄的口吻质问：作为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交涉员，因常与外交官和外国人时常接近，总该知道“跳舞是什么”。既然如此，他何以向各国领事提出禁舞之事？《大公报》还以挪揄的口吻说：“其实我以为要周密也有办法，几个跳舞场里就请那十几个名流轮流在场内站岗，不比将这些麻烦去给警察们好得多吗？而且名流们天天在跳舞场里看了，也许可以明白跳舞不过那么回子事吧！”[22]

　　耐思在《我也来谈跳舞》一文中，对名流认为跳舞“有伤风化”观点也进行了驳斥。其云：“我想他们反对跳舞的理由，不外因为男女同舞，‘有伤风化’。其实这是很可笑的理由，假使没有跳舞，那么‘风化’就无伤了吗？譬如有姨太太的人们，那个不是监视极严，但结果多半闹出许多笑话来，这也是跳舞之过吗？所以我以为好人虽跳舞，仍是好人；坏人虽不跳舞亦是坏人，‘跳舞’与‘风化’完全是风马牛呵！”[23]他认为，跳舞是男女平等的体现，是一种高尚的游戏和娱乐，对于培植和发展女权是有益的，应该加以提倡：“在现今女权极幼稚的时候，应当设法提倡才是，提倡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先使男女平等，所以我以为跳舞实为男女间平等的游戏，高尚的娱乐，由此渐渐推广，一切事情男女必能合作，由此女权必可迅速的发展。反对跳舞，本无关系，但轻视女界，压制女权，其罪可不小呵。”[23]

　　还有人编撰嘲笑诗，对名流禁舞之举进行讽刺：“跳舞伤风化，难逃冥冥诛，阎王请出阵，腐儒；跳舞讲交涉，目的达到无，名流真热心，糊涂；社交重男女，霓裳蝉翼裁，拦腰一搂抱，美哉。”[24]同时，亦对“男女社交”给予称赞：“结婚文明好，标梅吉士求，不须父母命，自由；问寒共送暖，何妨且代庖，恋爱新名词，社交。”[24]

　　有人在比较了名流禁舞的理由后指出：“跳舞既可以陶情娱兴，何以要反对他？若说是这件事简直有伤风化，非绝对禁止不可，其理由不过是因为当人万众，男女搂抱的情形，不甚雅观，甚至于因此结果，弄出开房间及一切苟且的事来，像这样的事，何处无之，岂独是跳舞才发生的？”[25]这种质问是有力的：跳舞作为一种娱乐方式，有其正面的积极意义，同时难免有“不甚雅观”之处，“其实无论在任何游艺场的人众，好者自好，坏者自坏，看电影的，未必皆是我所述的情形，跳舞的，果能断定都是一帮败类吗？所以我说，不是禁了跳舞，就没有开房间和苟且的事了。”[25]故跳舞与社会风化并没有必然联系，名流们以维持风化为理由来禁舞，也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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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2006-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