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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学科（包括民间文学、民俗学）危机的要害在于学术研究所提供的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真理的危机，由于学术研究只能提供关于“物（存在者）”在形而上学逻辑体系中的“性质”真理，而不能提供关于“物”作为存在者个体和主体的自在、自由存在的“意义”真理，所以遭到后现代思想的攻击。与学术研究的形而上学－逻辑方法不同，文学的“方法”则直接指向了存在者个体和主体的存在意义，因此，学术的文学化正在成为学科反思的重要方向。而在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的草创时代，周作人等先驱人物已超前地提出了民俗、民间文学研究的学术和文学的“两个目的”的思想，这是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的伟大开端。
［关键词］ 民间文学；民俗学；文学；性质世界；意义世界；日常生活世界；原始生活世界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14（2006）03－0015－10
一
从知识论进而从存在论的角度反思现代学科的所谓“学科危机”，学科危机绝不是民俗学一门学科的事情，而是社会－人文学术的整体性问题，民俗学的危机只是其中之一。进一步说，所谓现代学科的危机不是由于（本）学科之外的“超学术”力量的排挤、压迫所致，而是学科自身的“表述危机”。关于学科表述危机的表述，揭示了学科在后现代语境中对自身知识之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真理性质这一自我预设或自我预期的危机感。即：如果一门学科、一派学术所能够提供的知识本身不再可靠，不再具有直接的真理性，那么，该学科、该学术的危机才是本质的、普遍的危机，即真正事关自身知识合法性的危机。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术的自我反思、自我反省多集中于对自我预设或预期的这一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的知识观和真理观上，因而是深刻的和“无情”的。
人能够拥有普遍性知识和本质性知识这一信念，源自古希腊人的哲学－形而上学的乐观主义精神，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研究以及人文社会实践（比如现代民族国家实践）的“成功”应是古希腊人的形而上学知识理想在近、现代的最伟大的实现。所谓形而上学的知识理想就是把自然、社会的万物（人也是一“物”）安排进一个严密的、完善的逻辑体系，在这个宇宙－世界体系中，每一自然物、社会物（包括人）都以其本质属性和本体（普遍）根据而在逻辑体系中占有一合适、恰当的真理性知识位置，而在这个宇宙－世界体系最顶端的则是不再具有任何本质规定并作为绝对根据的整全、完满的“存在”本身（在基督教信仰中就是创造万物的上帝）。
例如：苏格拉底的本质属性是“人”，而“人”既是苏格拉底的本质属性，同时也是苏格拉底的本体（普遍）根据。于是，苏格拉底依其本质属性和本体（普遍）根据而在社会体系中占有了一个适当的知识性真理位置。而“人”又依其“是‘动物’”的本质属性和本体（普遍）根据占有宇宙－世界体系中更高一级别或层次的位置……这样一直上升到宇宙－世界整体的完满、整全的“存在”本身。于是，形而上学就为万物中的每一个别之物都规定了其本质属性和普遍根据，由此，形而上学充满信心地自认为是能够给予万物以本质规定性和普遍规定性的真理知识。
现代民族国家也是形而上学理想的理性实现。每一社会中人都依其本质属性和普遍根据——“公民”而从属于国家，而每一国家又依其本质属性和普遍根据——（单一的或多元的）“民族”而从属于现代民族－国家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而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全球化”则无疑是形而上学理性－理想在人类社会领域的集大成或大结局，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意味着人类社会之形而上学安排的“历史的终结”。
当然，人的本质、物的本质并不是单一的，本质往往是从一个特定视角对人或物进行观察、操作的结果。从生理学的角度和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人的普遍本质就不相同，两足动物是生物学关于人的本质属性的规定，而理性动物则是心理学关于人的本质属性的规定，于是才有了苏格拉底是理性动物还是两足动物（视角转换）的两歧之“争”。所以，马克思意识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1972：18）借用康德的话说，人的本质规定、物的本质规定总是一个“先天综合判断”。
由于认识到物的本质、人的本质总是一个对各种片面规定性加以综合的结果，所以在现代学科体制中，允许各个学科，从各个角度对人、对物进行观察与实验。每个学科都对本学科的研究对象的本质有所规定，比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用“劳动”规定人的本质，而民俗学则用“民俗”规定人的本质。但是，无论各个学科如何使用本学科特殊的本质规定性规定其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和普遍根据，各个学科所依据的理论方法却都是统一的形而上学的逻辑原则。
具体地说，学科对象的本质属性和普遍根据不是依据对象作为“物自身”自在的、自由的“存在”状况，而是依据形而上学逻辑体系内部自上而下的普遍性和本质性的规定和安排。比如，尽管学科的视角不同，但人的规定性或者是来自于“国家”观念并且从“国家”观念中分有的“公民”观念，或者是从属于“文化”观念并且从“文化”观念中分有的“民俗”观念（民俗是文化之一种），在政治学家和民俗学家看来，人或者是“公民”，或者是“俗民”，但无论如何，人的性质都是由特定学科的本体概念（如“国家”或“民俗”）出发“被给予”的普遍性真理和本质性真理。
形而上学本是出自人的理性的最伟大的创造，形而上学是人对万物（也包括人）的自由的规定，这就是说，形而上学的规定出自人的自由的理性。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出自人的自由理性的形而上学规定却最终把人也置于被给定、被规定、被决定（即“被给予”）的不自由的境地。换句话说，现代学科、现代学术视人为形而上学体系的第一推动者，但也恰恰是形而上学把人置于被给予、被规定的位置。在形而上学的逻辑体系中，没有具体的人——小写的人的自由；而先于形而上学逻辑体系的人的自由，只是抽象的逻辑主体——大写的人的自由，具体的个人作为逻辑体系中的具体对象（被给予者）没有自由。
就此而言，形而上学知识为现代极权主义政治实践奠定了知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各种现代政治极权主义无不奠基于形而上学知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之上。以此，20世纪以来的各种政治极权主义所酿造的人类灾难，迫使各科学者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力图从根本上斩断现代极权主义反人类罪的形而上学知识论和方法论根源，所谓“奥斯维辛以后‘诗’已不复存在”就是这种沉痛反思的理论命题。如今，“奥斯维辛”已成为学科反思的代名词，“奥斯维辛”已经成为各个学科为自我反省所设定的自我检验的先验标准，每个学科都必须接受“奥斯维辛”的拷问，也就是说，接受“个人自由是否存在”的拷问：现代学科、现代学术是否应对作为主体的个体的人的自由存在负起责任？
走在学科反省、学术反思前沿的包括一些反本质主义、反普遍主义的后现代学者。要之，后现代学者的反本质主义、反普遍主义诉求就是一反形而上学的本质决定论和普遍决定论，试图重新把个人置于自我筹划、自我规定的个体“存在”的主体境地，重新将个人置于自在的、自为的、自主的、自律的，一句话：自由的存在的位置上。换句话说，就是让人重新成为个人，让个体的人真正成为主体的人，让每一个人都拥有绝对的不可让渡的自由的存在权利和存在尊严。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知识就是以个人的自由存在为诉求的新理想主义。而对于民俗学来说，民俗学者所应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让我们的研究对象——民俗中的人不再仅仅是自上而下被规定、被给予的“俗民”，而是作为具体的个体和主体所自我筹划、自我规定的自由存在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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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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