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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当我们指出，对自由意义的领悟与觉醒，中国学者只是承接了西方学术－思想的思绪，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能够成立，即：当下中国学者对于自由意义的直接认识尚未接续本土学术－思想在其发生时所开创的伟大传统。在本土学术的当下与学科创建的当初之间有一个断裂，而本土学者对于自由意义的重新发现并不是在发掘本土传统的学理基础上的学统重建，而是基于当下、直接的现实问题而对西方学术－思想的激励－反应。而目前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学者的可能贡献，一方面是回应西方学术－思想的激励，另一方面则是重新发掘本土的学术－思想传统，从而将我们目前的工作与学科传统加以衔接。在回应外来激励与发掘内在传统的学理基础上，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当能够适时地站在本学科的先验论“知识”的立场上对人之存在的可能性、永恒性意义世界有所发现，而不是仍然局限于对人作为学科对象这一被规定的存在者的历史性、现实性性质世界的形而上学的经验性知识的学术研究。
当我们说，本土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具有伟大的学术传统，是说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在其开创时代所具有的博大精神。“开端至为伟大！”是因为任何学科在其开端处都具有无限的包容性。在西方世界，从古代希腊开始，哲学家就认为，哲学起源于对存在者竟然存在的震惊。其实，任何现代学科在其草创之初也都起源于对“研究对象”——存在者竟然存在的震惊，即对“存在”本身之为“存在”的震惊，而对“存在”本身的震惊也就是对存在者存在意义的震惊。正是对存在意义的震惊并肯定意义世界的存在才奠定了对存在者存在的多重性质加以认识的可能性前景和现实性结果。发明存在者存在的多重性质奠基于发现存在者的存在意义的基础上。但是如今，我们已经遗忘了我们的学科在其起源处的伟大开端，即对存在者——“人自身”竟然存在的震惊之情。
几千年来，“人”，即个人，也就是“人自身”就一直存在着，但是直到“五四”这一天，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先驱们突然发现：“人”竟然存在着，竟然有“人”存在，而在此之前，我们竟然忽略了“人竟然存在”这回“事情”。于是才有了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的诞生，有了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百年历程。
当我们说，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是一门伟大的学科时，就是指的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在其起源处对“人”的自由存在的意义世界的震惊与发现。于是，重新发掘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在其起源处的伟大思想，使我们的学科能够接续这一伟大传统，是我们今天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的中国学者的使命。在此，我想通过对《〈歌谣〉周刊发刊词》的解读来进一步说明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在起源时对“人”的自由存在的意义世界的曾经的指明。
据说是周作人起草的《〈歌谣〉周刊发刊词》中写道：
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当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周作人，1999A：98）
这是一段百年以来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者耳熟能详的宣言，但是今天，我们站在人的自由存在的意义世界的立场对这宣言当有新的理解。这就是说，在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的草创时代，我们学科的先驱者们就已经认识到，一个学科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给出被研究的“对象”的存在者性质，更要给出“对象”的存在意义。尽管学术知识作为形而上学的天命从来只能给出存在者在逻辑－实证的经验关系中的位置和性质，而无关乎人之超越逻辑－实证的经验关系之决定作用的存在意义；但是文学——即使按照最经典的定义：人学——也始终直面着人之自由存在的意义世界，文学永远是对人的存在意义即人生价值的追问。正是基于这一理解，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在其起源处就已经设定了自己的双重使命，即：对存在者存在性质的学术研究与对存在者存在意义的文学式的思想追问——这不能不说是本土学术的伟大之处，中国民俗学的确有着伟大的开端。
近些年来，世界人类学、民俗学呈现出越来越强烈的走近人文化、“文学化”的倾向。解释人类学、民族志诗学的兴起说明，学术－思想正在从性质世界的证明者朝向意义世界的说明者的身份转换。民族志、民俗志文学文本的试验也正方兴未艾，作为对暂时搁置了性质世界且经过“先验还原”而回到了“现象学之剩余”的意义世界这一“事情本身”的文学式人类学、民俗学文本写作不再处于学术附庸的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也许会成为学术主流的写作方式。当年林耀华《金翼》的文本试验或将成为民族志、民俗志的写作范本。这就是说，对存在者存在意义的追问将重新为对存在者存在性质的研究进行奠基。不是人生的意义产生于人生被抛入、被给定的性质，而是人生的意义觉醒决定了人生性质的选择，人的存在意义、个人的存在意义永远先于人作为存在者的普遍本质。因此，作为关注人的存在意义的文学“知识”——正如周作人所言——对于关注人的存在者性质的学术“知识”来说，甚至是基础和前提。
文学（的意义）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性质）。（周作人，1999B：283）
这可视为周作人对歌谣、对民间文学作为“民族的诗”的解释。要之，“民族的诗”是对人或个人存在意义的颂扬，而不是对人的本体性质的认定。而这，就是“五四”时代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先驱者们对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学之一翼的民间文学所提出的任务。那么，今天的后来者，究竟该如何践行先驱者提出的任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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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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