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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话年]春节文化民俗:消逝与保护
  作者:记者 姜妍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6-02-15 | 点击数:3771
 

 

    一旅游度假村举行祧神和太平锣鼓表演的春节民俗活动。

    年画在乡村依旧盛行。

    春联是依然流行的春节民俗。

    烟花爆竹今年在北京等城市已经开始解禁。


    沙龙人物:刘魁立(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陶立璠(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会长)乔晓光(中央美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朱大可(文化批评家、学者)张柠(文学评论家)

    人们常常抱怨年是越过越没有味道,因为大量的春节民俗和习俗已经慢慢消逝。今年开始,北京等部分大城市开始解禁烟花爆竹的燃放。在1月份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等入选,民俗的恢复和保护已经正式提上日程。本报特别邀请了几位民俗专家和文化学者,探讨了当下春节等民俗文化的消逝和保护问题。


    「关于遗忘」

    植根乡村,消逝于城市

    新京报:一提到春节,现代人可能想到的就是春晚、庙会、拜年短信等几个词语,很多过去过节的习俗人们好像正在逐渐遗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朱大可:这是民俗根植于人际交往关系的剧烈变化。民俗是乡村社会的产物,并且注定要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消失。作为民俗庆典的春节,同样不能避免消亡的命运。一方面是城市家庭结构的细小化、个体化和孤寂化,一方面是交际方式的超距离和电子化,春节的核心功能———乡村家族的情感整合仪式,正在失去它的传统意义。春节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年度美食会餐仪式,也因为美食获得的轻易和方便,变得可有可无。

    张柠:现在很多人说节日的气氛不如以前了,很多民俗也都没有了,我觉得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每天都在过节,每天都可以吃得很好。再有像庙会,农村里可能还好一些,城市里的已经完全是表演娱乐和消费。而春节习俗中与自然相关的祭祀等活动也没有了,这两大因素都没有了,所以一些习俗的消亡是必然的。

    陶立璠:春节对人们来说,是一个充满了希望的节日,人们对来年寄予很大期望。这种期待感,现代城市已经减弱了,变化比较大,农村相对保存要好一些。

    新京报:为什么农村可以保存得相对好一些?

    陶立璠:因为城市节奏很快,农村相对很慢,在农村大家利用春节休息,抓紧时间办自己的事情。

    最主要的一点是,信仰观念在城市弱一些,信仰是春节灵魂的部分,过去一说过年,我们就会想到来年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还有什么迎接财神、喜神,人神同乐等等,但是在城市里不太信仰这些了。

    随着信仰的褪色,相关的很多习俗不见了。就像拜年,以前那是晚辈对长辈、邻里之间营造一种社会和谐的景象。而现在只是单纯的问候,发个短信就完了,寄贺卡都是隆重的了,其实这样的拜年和平时的联系方式已经没什么区别了,我们平常也要问候呀,这种改变让人们非常尴尬,短信里内容都是一样的,这些不真实啊,人们之间感情疏远了,变成了应酬。

    乔晓光:中国和西方不一样,很多文化现象在城市变化很快,但在农村则不然。一个国家农村人口低于总人口30%,那就是产业化农村了,但是我们国家离这个标准还很远,我们有9亿多的农村人口。按照一年1500万人口转为城镇人口的话,30年后我们还会有6亿农民,还会有很多人依赖土地生存。所以很多人说我们的传统民俗消逝的说法是错误的,在农村很多民俗还保留得很完整。

    张柠:文化习俗消失的情况主要还是在城市里,在农村昔日很多旧俗并没有改变,即使没有庙了,人们也还是会祭祀。城市居民们惟一的乐趣就是数钱,而农民就是看着自己子孙繁衍,他们是最基本的那一种。城市没有节日的感觉,但是农村还是有着更多的传统情感浓缩,年三十的传统社会在土地上,在水泥地是不能扎根的。

    「关于“洋节”」

    “洋节”迎合了国人的一些需要

    新京报:翻译家曾胡说:“西方的节日在中国没有文化基础。而对一个自己根本就不了解的节日大过特过是很可笑的。”怎么看待这种观点?的确很多年轻人对国外的一些情人节、圣诞节这些洋节日非常热衷。

    朱大可:我不能认同这种看法。只要是个有情感的人,我看都可以过情人节。

    过圣诞节的西方人,也未必都是基督徒。节日只是提供一个狂欢的仪式,至于仪式里的文化含义,可以自由注入,完全不必深究它的本初含义。年轻人注重圣诞节和情人节,这是因这些西方节日是现代生活的象征。对传统节日的疏离,同样意味着对乡村价值的反叛。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种信念显然就是走向现代化的精神动力。

    刘魁立:现在有些人对洋节表现得很狂热,借别人的酒浇自己的花蕾。我觉得如果理念是正确的,也不是不能接受这些认同的共享,关键是如何让自己传统中最优秀的部分发挥作用。这一点,我觉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很有必要,只有把本民族优秀传统真正继承,才能真正把我们的民俗发扬。

    陶立璠:一些国人对洋节的热衷我觉得可以理解,洋的东西不是一律排斥,它能丰富我们的生活,这也是西方文化传入的必然结果。

    与传统东西相比外来的一些节日更有刺激性、新鲜感,过去传统节日不能表达的内容在洋节里都有,比如母亲节、父亲节都迎合了国人的一些需要。任何一种文化的传入,都是选择性接受,而不是全盘照搬,中国对洋节的选择也只是一部分人,主要是年轻人。

    「关于保护与继承」

    春节应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新京报:那么传统的习俗我们还有没有保护的必要?

    张柠:恢复节日习俗的愿望很好,但是这些都不可能重现,因为我们的节日情感已经没有了,我们的社会是一个遗失的社会,就是现在的消费文化。

    朱大可:传统节日和习俗是本土文化的宝贵资源,但它正在随着乡村价值体系一起走向历史博物馆,这是不可避免的悲剧。保卫文化传统,是今天的当务之急。现代化无疑要支付代价,但这个代价不能过于沉重。但是,民俗的捍卫,不能以排斥“异端”为前提。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多元、自由和开放的民俗风尚。

    刘魁立:春节实际上是两种状态、两个周期交替的关口转折点,过去还有一种信仰在里面,有很多的期盼还有对邪恶的防范,同时还有对过去的总结。比如大家会祭祀、抢新衣、请神、请祖先,其实这所有的仪式,都表现了人们如何应对自然,以及希望自然创造什么条件。还有就是如何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像给老人拜年,老人给晚辈压岁钱,然后正月十五闹元宵,随后大家又走回社会。这些看起来是热闹一下,其实孕育着价值观还有道德培育在其中,涉及到人们相互关系的协调。还有处理好心理情感,这是一个周期的结束和另一周期的开始,迎来新的劳作周期,又要经历一个从春种到秋收的过程。从这些角度来看,习俗本身并不能简单理解成旧习俗或封建习俗,这里面有很多优秀内涵,所以继承很重要。

    陶立璠:习俗如果有历史价值,记载了一段历史,表现了历史和文化概念,帮助我们认识历史和文化创造,我认为就应该去保护。

    春节就应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保护,它的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影响面也很广,韩日、越南、新加坡等国家都已经受到影响了。

    大的方面要进行保护,节日中有好多小的东西可以单项保护,比如花卉传承历史很久,还有地秧歌、跑花船都很有价值,保护是政府的一种责任,因为资源是国家的,这种文化资源应该像矿产、森林一样,只有变成政府保护,文化生存才有意义,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刘魁立:除了书本上记录的内容,还有相当重要一部分是口耳相传的知识,这一部分内容在过去往往被忽视了。

    新京报:这种保护与传承也是有选择的吧?

    刘魁立:当然,并不是说一切在历史上存在过的都是好的,我们也要有取舍的态度。一些旧的习俗的消逝并不是说明它就不好,只是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使一些在过去好的传统不适合现在沿用。比如窑洞,冬暖夏凉,但是我们现在当然没有必要再特意去保留住窑洞的习俗。还有一些习俗也在外在条件的变化下不断改变,比如过去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停滞的时候,过年就会贴门神阻邪魔,现在则是贴上童子,符号的变化也透露出了其本身意义的变化,这样的变异不能阻碍也阻碍不了。

    新京报:具体到社会和个人应该怎么来保护我们有价值的文化习俗?

    陶立璠:传统文化的传承历来是家庭、社会和学校教育结合来做,所以这三方都应该努力,我们的传统文化才能发扬得更好。

    朱大可:民俗是信念、习惯、物产和技能的复杂系统。以端午节为例,现在包粽子的技能已经不能通过家庭来传承了,因为四五十岁的家长都不会,他们的孩子自然就无法获得这方面的技能。所以开设成人民俗学校,或者在中小学开设民俗课,让下一代掌握这些技巧,是修复民俗传统的重要途径。此外,民俗的物产资源也有待开发和整合,比如包粽子用的粽叶,粽绳等等,需要在大型超市里形成现代化的包装供货体系,或者,由政府资助开办专业的民俗商店,从饰物、食品(原料)、玩具等多个方面,向民众全面提供民俗资源。

    陶立璠:文化自觉比过去是大大提高,政策对牵扯到信仰的东西也越来越宽容,但是对民意的尊重还大大不够。

    乔晓光:这里还有一个文化尊重的问题,比如鞭炮,从过去的禁放到现在的限放,鞭炮是千百年来的一个符号,在一定的时间,人们就需要这样的符号和声音,这是不能人为禁止的。

    新京报:有没有什么习俗本身的意义在变化中改变了味道?

    刘魁立:当然这些变化不一定都是好的,比如压岁钱,过去家里给孩子压岁钱,是避邪的意思,现在却变成了孩子们敛财的方式。如何能让压岁钱恢复它原有的意思,就是协调长幼关系,使尊老爱幼不要庸俗化。(来源:新京报;记者 姜妍)

 

  文章来源:新华网 2006年01月26日 10:39:36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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