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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姨们对“吃不上穿不上为甚还高兴”的回答大致有这样几种：
“一搭里动弹，人多，就是红火”。集体劳动提供了聚在一起的场合，与传统农业社会中以个体农户作为生产单位相比，这种在劳动中的集合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不同感受，对于妇女尤其如此。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传统氛围中走出来的女性，在每日的集体劳动和集体政治活动中会有一种欢聚的感受，同龄人之间，同性之间乃至异性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尽管是在劳动强度和身体疲劳也同时增加的前提下。集体的活动对于女性而言有如“革命的庙会”（革命的节庆），它能够带来节日的气氛和开放的感受。
“全都一样样介，普遍都生活不好嘛，穿不上都穿不上，吃不上都吃不上，孬好都平等”。从这种对“高兴由何而来”的讲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一种古老的作为农民文化传统的共同体意识和“大同”理想。更耐人寻味的是，作为集体化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农民的“大同”理想成功地接合，在重新建构农村社会的同时也重构了农民的心灵。农业集体化过程正是这一大同理想的社会主义实践；而“统一”、“平等”也成为那一时期艰难生活中的精神支持力量，这种力量对于女性而言尤其重要。
“前人受苦，后人就享福了，这叫先苦后甜”。在骥村部分村民的讲述中，从“单干”到“集体”再到“分田单干”的过程有些出人意料地“顺理成章”，这一过程似乎不是一种改正错误的制度安排的逆向转变，而是类似前因后果关系的“先苦后甜”。一场给无数普通人带来灾难的大规模社会试验在村民的分析与解释中具有了一种合理的逻辑，这是让人感到惊诧的。即使在主流话语中，“改革开放”、“包产到户”也是针对不合理、不正确的制度和政策而进行的转变，但村民却自己把原本不通的道理想通了、讲通了。“先苦后甜”成为先付出辛苦再得到收获的合理过程，它亦成为一种精神支撑力量使人们能够承受巨大的苦难，能够讲述被后人视为不堪回首的过去时光。
从村民们的讲述中可以得知，对“农业社”时期艰苦生活中的“红火”、“高兴”的怀念还与对当今社会的感受、认知密切相关。当年的“大伙都一样样介”与当今社会的分化特别是分化过程中的社会不公正形成比较，从而使过去的“苦”“乐”参半中的“乐”得以凸显。几乎所有的访谈对象都会有意无意地对“集体”和“单干”两个时代进行比较，虽然他们都能相当“客观地”评说各自的利弊，但仍不难感到当下一种普遍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来自于农民日渐意识到自己成为被剥夺、被欺骗、被歧视的对象。他们对于过去的怀念并非由于集体主义的优越，并非他们更喜欢大家一样贫困的生活，而是因为有现实社会中的劣势地位作为参照。物质生活改善而社会生活恶化，因日益边缘化而产生对当年集体生活的怀念，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甚至冲淡对于过去的苦难记忆。
骥村的女性生活史告诉我们，集体化的个体经历是痛苦的，但集体化过程同时也是女性走出传统性别角色（给女性带来痛苦和压抑的角色）的途径，因而这一过程在她们经历痛苦的同时也能够带来新鲜乃至快乐的感受和记忆。农业合作化中女性的走出家庭参加集体劳动并非真正地从所谓“私领域”进入“公领域”，这一过程其实是从一种被支配状态进入另一种被支配状态，是从家庭与宗族的附属品成为集体与国家的工具的过程。但是这种转变却具有一种“妇女解放”的幻象（vision）。这种没有“解放”的实现却有“解放”的感觉的原因在于她们所接受的“革命=解放”的支配性意识形态，她们在工具化的过程中却得到“解放”的感觉，而外人常常难以理解的精神振奋和欢娱正是来自于这种幻象和感觉。婆姨们今天的回忆和叙述具体地显示着由符号暴力（symbolic power）所建立的支配治理关系——农业合作化，在生产劳动和生活的集体化过程中完成了心灵集体化的过程，在重构乡村社会结构的同时也重构了农民的心灵。
在对口述历史的研究中，人们究竟记住了什么，又忘却了什么？底层记忆和表述与大的社会历史变迁、与支配和治理有着怎样的联系？是有待于认真探寻和思考的问题。
集体化对于乡村社会和农民心灵的重构过程使我们不难想到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笔下的“大洋国”。他在著名的《1984》中描述了一个全体人民处于完全监视之下、自由与思想成为绝迹珍品的国度。电幕、思想警察、集体活动等无所不在的权力控制，使得屈从与无意识被训练成一种全民心态。而其中尤其让人不寒而栗和印象深刻的有两点：一是集体活动几乎占满个人所有的时间和空间，人的生活永远处在他人的眼光之下，永远没有个人的独处，甚至性爱也不再是个人的私事；另一种权力技术就是记忆的剥夺和历史重构——各种历史记录被有意识、有步骤地忘却、篡改和消灭，“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于是谎言就变成了真话”。正如党的一句口号所说：“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通过改变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实际上就被切断了它最重要的源泉。
奥威尔所描述的是一种统治达到极致的状态，人们不难从中得知，忘记过去，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对一个民族而言，都将是一种灾难，对一种文化来说都将是毁灭性的。一个健忘的民族是可悲的，是没有未来的。我们每每感叹不该忘记的却被轻而易举地忘记，切身经历过的应该刻骨铭心的记忆也会发生变异。那些全民族经历过的艰难时世，大饥荒，甚至过去未久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些人的记忆和叙述中变了样，而在一些后来者的印象和想象中面目全非。巴金老先生提议建立的“文革博物馆”即使在现实中不能成立，难道不应该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记忆和传承中永存吗？在对记忆的研究中我们还需思索，是什么让我们遗忘？又是什么让我们的记忆发生扭曲？对苦难和罪恶的集体记忆是保持良知和社会正义的必要前提，而这也是收集和保存底层社会口述历史的意义所在。
2003/6/25
(本文原载《读书》，200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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