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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田野考察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是近现代以来的人文现象。本文通过追述20世纪早期民俗学者的田野考察活动及其方法论探索，以及他们的困惑、遭遇、成败得失等等，试图探讨：一种新兴的学术方法是如何在自觉意识的指导下，经由“田野意识——追求数量——寻求规范”的有趣实践，从而成为一个学科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民俗学，学术史，田野作业，方法论
中国传统的人文研究多是经史研究，学界没有田野考察的概念。近现代中国的田野考察方法是从西方引入的，调查实践也是由一批外国传教士、探险家和人类学、民族学工作者率先开始的。但他们的著述很少被近现代的人文学者所提及，因而要估量它们在中国近现代文化界的影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人文学者的田野工作发轫于北大《歌谣》周刊时期的歌谣征集活动，这些浪漫文学家的搜集目的主要是为了新文学的建设。北大风俗调查会成立后，他们开始借鉴前者的一些调查方式进行风俗材料的搜集，但效果不大理想。直到《民俗》周刊时期，才因顾颉刚、史禄国、辛树帜等分属不同学术圈的学者的整合，使民俗学的田野考察逐步走向了科学，但也走向了人类学。杨成志的西南民俗调查，更使人类学、民族学以及民俗学的田野考察方式不再泾渭分明。
一、本土歌谣搜集者的田野实践
1918年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使用了两种征集方法：“一，本校教职员学生各就闻见所及，自行搜集。二，嘱托各省官厅转嘱各县学校或教育团体代为搜集。”[1]他们满怀热忱地“把简章印刷多份，分寄各省的教育厅长，利用他高压的势力，令行各县知事，转饬各学校和教育机关设法广为采集，汇录送来。这样一来，那愁采集的地方不能普遍！谁知‘大谬不然’，结果，那些文书都是杳如黄鹤，未曾发生半点影响。”[2]对于这种指望官方代理的田野方案，张四维曾有一段评说：“故欲求各行政官厅或各劝学所征集，那是完全无望的。他们或许以为贵会是害了神经病呢！”[3]
于是他们改变策略，“从事于采集的宣传，每周发刊一纸（即《歌谣》），附属于《北京大学日刊》藉以鼓吹研究歌谣并引起搜集之兴味。”[4]
《歌谣》影响巨大，很快风靡全国，大批新青年受到感召，纷纷着手搜集，并尝试着不同的田野方法。可是大多数搜集者缺乏起码的田野考察的知识与技能，不仅闹出许多的不愉快，而且搜集的歌谣质量也难以保证其原生态。就连当时的采集高手刘经庵，在自己家乡进行调查，也被乡人笑话，客气的说他“孩子气”，不客气的则说他是“疯子”。[5]另一位采集高手何植三也说到同样的苦恼，他为了让小孩们给他唱歌，不惜甜言蜜语，并许买橘子，可是经了大人一笑话，小孩们不仅不敢唱，连橘子也不要了。[6]
另外，很多人意识到“乡间歌谣的‘大师’，不是文人学士，也不是小孩，是成年的女子或妇人。”[7]，而热衷歌谣搜集的却大都是男青年，结果就出现了下面这样的场景：
我的十二岁的小弟弟尝对我说：“三哥！寿山的媳妇多会唱歌”。我对他讲：“这个只好你去请她唱”。因为在乡间年青男女对话，已足诱起蜚语，何况一个叫一个唱歌呢？我的弟弟不肯去，我又没有偶然的听她唱，结果是许多新歌关在新娘肚里！[8]
大家都在想办法，许多人认为“非寄迹民间，随时随地留心，当件终身事业做不可。”[9]后来河南第一女中教师白启明向《歌谣》提供了《采集歌谣的一个经济方法》，即以教师身份“向全体学生要求他们每人最低限度缴交歌谣（或谜语）十首。若十首以上或数十首或百余首，那更愈多愈好了。”[10]他们以这种方式，每位老师收得几百首歌谣。
这种搜集方式的弊端很多，崔盈科就说：“学生们所找给我一部份的歌谣，很有些靠不住。从歌谣书上照抄的，或是自己编出两首来，或是觉得真歌谣太俗而不愿写。这是中等学生的通病。小学高级学生呢？凡写到有难写的字句，也就丢掉几句，或是他就不写这首歌谣了。”[11]但是，这种纯粹追求数量的搜集方式，却被当时的歌谣搜集者们奉为模范和榜样，常惠还特别在《一年的回顾》中对此提出表扬。
至于北大风俗调查会的失败，除去社会认同和调查者素质的原因外，调查表本身也受到质疑，陈锡襄就曾指责调查表内容过于空泛，他说：“北大的风俗调查表的规划偏于，要得个普遍的观念，——其它的表也多如此——结果，报告的人也就偏于浮泛。调查风俗当然可以拿一个区域作对象，其实，关于一种类或一项目的翔实记载，或者反而有用。”[12]
北大歌谣搜集活动中最成功的搜集者无疑是刘复和顾颉刚。
1919年8月，刘半农在由江阴北上的途中，向船夫采得20首吴语情歌，回北京后，马上编为《江阴船歌》一册。船歌基本以方言记录，语言清新自然，内容真实大胆，并对所有语言和风俗的疑难作了注释，深得沈兼士等语言学家的推崇。周作人称之为“中国民歌的学术的采集上第一次的成绩”。[13]
顾颉刚的《吴歌甲集》则被认为是歌谣运动时期搜集工作的巅峰之作。1919年，顾颉刚因身体不好，居家养病，想以搜集歌谣来“怡情适性”，[14]也许是因为并不太过刻意的态度，反而没有遇到多数人常常遭遇的困境。他说：“我就在家中组织人力，从我的祖母起，直到保姆，由她们唱，我来笔记。后来又推广到亲戚、朋友家。”[15]这种由近及远的方式很快有了可观的成绩，他的新婚妻子殷履安也加入工作，这年夏天为他搜集了四五十首歌谣。
顾颉刚不想做一个单纯的记录者，他喜欢追根究底。搜集的过程中，他也在不停地思考，为了明了歌谣的意义，自然将搜集的范围扩张得很大，方言、谚语、谜语、唱本、风俗、宗教各种材料都着手搜集起来，资料越多，他反而越觉得复杂，“这种的搜集和研究，差不多全是开创的事业，无论哪条路都是新路，使我在寂寞独征之中更激起拓地万里的雄心。”[16]当然，如果他的搜集整理工作只是满足于方言注音、风俗解释、游戏仪式说明的话，他的最终成果不会比刘半农高明到哪里去。顾的高人之处在于，在整理过程中，一边与师友讨论歌谣中涉及的种种问题，一边作“写歌杂记”，推今及古，以现代的民间歌谣生存状态来辨析古代经学对于《诗经》的理解。这些思考的成绩即使不尽完善，其开创之功也足以为他蠃得巨大的学术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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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施爱东博客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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