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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辛树帜长达三个月的瑶山考察还未结束，这边史禄国带领的西南民族调查组就出发了。[55]而此前辛树帜写给傅斯年的信总能及时地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上发表，这些通信中表达的对于田野作业科学性的要求对杨成志应该有所影响。[56]
中山大学派杨成志跟随史禄国是有目的的，这是一次很好的向史氏学习的机会。[57]但是，后来史禄国等人中道返穗，调查活动只好由杨成志独立完成。
我们知道，科学的田野工作要求调查者“把自己融入他们所研究的民族的生活里，试图了解、思考、感受、模仿另一种生活方式。广义而言，田野调查包括长期与另一种文化的民族住在一起，学习、使用他们的语言，与他们建立社会关系，还包括单调、费时的记录观察，记下详细的笔记，参加日常活动。”[58]我们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来看待杨成志的工作，看看他的田野工作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了今天的田野方式。
1．调查时间的跨度符合科学调查的需要。
一般来说，田野调查从低级到高级可分为三种形式：访问式、定居式、参与式。在中大民俗学运动之前，民俗调查多采用访问式，这是一种短平快的作业方式，容易获得表象的成果，但可靠性较低。调查时间的短长，往往是决定调查结果可靠性的重要因素。即使如辛树帜的瑶山调查，其初期和后期的结论往往也大相径庭，他在给傅斯年和一封信中说：“盖前此所有关于若辈风俗习惯之报告，近几日来，再细加研诘，真象愈益明了；第一次通信所言，几于全为所误；调查一种民族，时期太短，往往所得非所望。”[59]
杨成志的西南民俗调查在时间的浸淫上有了长足的进步，美国的一些人类学家倾向于把18个月当作一个田野调查的时间单元，而杨成志的西南民俗调查“前后共用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无论从调查的时间长度、调查的深入程度及调查内容的明确方向和专门化等方面，都显现出他的此次调查是学科发展历史中的重要事件。”[60]
2．高度独立的调研工作。
人类学、民俗学调查是一种包含个性色彩的“软科学”，调查对象是具有不同思想和思维方式的活的群体，其文化、政治和信仰等状况总是依时依地而千差万别，这些情况都决定着田野调查的独特性，因而不能用一种公式化的程序对之实行调查，也“没有心理学的实验程序或者社会学所用的限制式或匿名式的问卷、访问、抽样方法。”而是要求调查者“一心一意地日夜和一个群体一起生活。”[61]讲究的是体验、参与。所以，田野调查很难有固定划一的形式，而且，成功的人类学调查多数是以个人为单位来开展工作的。
在这点上，杨成志属于歪打正着，他的个人英雄主义的行为并不出于初衷，而是因为容肇祖要赶回中大开课，史禄国又因为“看到社会混乱，土匪又多，感到很难继续调查，就先回中大”，[62]杨成志年轻气盛，认为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如果不到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就很难成功，于是自作主张，选择了独身赴云南、四川交界的凉山彝族地区进行调查。
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的最大区别在于，个人相对比较容易融入到被调查者的群体之中，方便于感情上的联络，更可能得到真实的信息。杨成志进凉山，带有一匹骡子、一只狗，还有一匹小马是专门驮礼物的，他准备了一批布匹、白糖、针线之类，送给各寨的酋长，以联络感情。他还冒充自己是云南省主席龙云军长（彝族人）的亲戚，以使自己在土著亲缘关系网上能有一个确切的位置，方便与彝人的自由交往。结果，亲戚和礼物的作用，使他受到了彝人热烈的欢迎，酋长罗嘎嘎甚至带了七八个人拿了枪来接他。他自备的药品在凉山也派上了用场，为一个女奴隶主医好了脚病，于是，他不仅得到了一条大狗，还得到了许多调查的便利。[63]
相反，集体行动则容易带来许多调查上的障碍。1930年5月，中山大学生物系广东瑶山采集队初到荒洞时，瑶人因见如此大队人马，遂“心怀恐惧，全村少壮走避一空，唯老弱留在，欲事深入采集，无从着手。”采集队转往公坑，结果“村人又惴惧，匪特不敢开门延客，甚至有所询问，亦只唯唯否否，且思鸣金聚众以逐客矣。不得已遂归。”[64]
3．努力于语言学习。
定居式调查与参与式调查的前提是语言的融洽，是否能与被调查者进行自由的语言交流是调查深入的最重要的前提，《歌谣》时期的调查者固然无法做到，即使是辛树帜一行，也还只停留在罗马字母记音的层面上。
为了方便与彝人的语言交流，杨成志在进凉山之前，先在六城坝住了好几天，专门学习彝族语言，还请了一位叫王正庭的人当翻译。从凉山回到六城坝，杨成志又让保头为他“请了一位白毛先生专教罗罗文”，[65]后来在巧家县城，“更聘七甲的一位老‘白毛’（78岁）到教育局教我夷文。”[66]因为有了这样的语言基础，他把在云南搜集到的130多部彝文经书全部译成了汉文，并根据这些收获，写作了大量的论文，1935年，他以《罗罗文字与经典》获得巴黎大学民族学博士学位。
4．调查技巧。
长期的人类学调查必须有充足的准备工作和调查艺术，如必要的理论和方法、对调查对象的前期认识、药品和工具的准备、语言和时间的把握、调查身份的隐藏或淡化、与人交往的艺术手段等等。在这些方面，杨成志均有上佳表现。
杨成志在进入凉山之前，曾向“几个英国的老牧师借阅了三本书：（a）In Unknown China (b)Eamwel Pollard (c)Among the tribes in South-West China，及据他们的说话，颇知道这种罗罗的风俗习惯和其野蛮的情况。”[67]他在完成凉山考察之后，则非常得意地说：“在多疑多诈的‘庐鹿’心目中，令我一举一动很不容易；不知怎样似的，我竟能因处境的困难发生许多智谋：不给人家看见的‘灵牌’，我窃偷了一个；羊皮鼓是医病的神，我买得一个；相信照相是吸收灵魂的，我终于摄了四打许的底片；其余如找寻‘白毛’和收买许多重要的物品（有两担多）都很可足述的。”[68]后来他在昆明的时候，为了拍一张散民妇女的服装照，因当地土著不肯照相，灵机一动，居然自己穿着女服拍了一张。[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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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施爱东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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