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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安君提出“家乡民俗学”的命题时，我即表示赞成，但我想到的却不是与农村民俗学、城市民俗学并列的、研究某类民俗事象的民俗学学科分支。我的意思是说，家乡民俗学的问学对象就是“民俗学一般”所设定的研究对象，而家乡民俗学所关心的基本问题也就是民俗学这门学科整体所追问的根本问题。但是，既然家乡民俗学所瞩目的问题就是民俗学所回答的问题，又有什么必要单独提出家乡民俗学的命题呢？我想这是因为，民俗学的基本问题久已被我们遗忘了，而提出家乡民俗学的命题可以使我们猛省，使我们意识到学科的基本问题至今仍然是需要学科中人时时自我提醒的事情。安君的命题始于他自己在家乡的田野经历，他多次在家乡遭遇到自己的调查对象的质疑从而自我反省：“民俗学到底有什么用？民俗学者究竟应不应该关心（被调查对象的）具体的现实生活的问题？作为民俗学者，我们究竟能够为民众做什么？”（安德明，2004：128）的确，当我们迫不及待地从一位老农的口中挤出一则神话故事的异文材料而如获至宝时，我们作为学者的学术关切与被访问者的现实生活之间已没有了直接的关连，我们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无助于被访问者当下生存状况的直接、具体的改善。造成这种分裂的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可使我们聊以自慰：社会分工使得学术特别是理论形态的学术不再直接担负着改良社会的具体的实践责任。但即使如此，我想，多数民俗学者仍然希望自己能够以社会一员的身份给自己的调查对象以学术以外的切实帮助。但是，民俗学——进而言之——所有从事理论形态的学术研究的学者，命定只有在学术之外才能给予自己的研究对象以“物质”方面的帮助吗？
须知，民俗学者的“人格分裂”并不是民俗学这门学问的初衷。民俗学的初衷恰恰在于能够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国家、社会的改造，有助于民众生活的最终改善，尽管这门学问把自己的工作定位在抽象的文化层面。抛开具体的研究内容不谈，至少在学术的整体文化功能方面（比如创造“民族的诗”）（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歌谣研究会，1985），民俗学打从创立之初就把自己定位于一门于国家、于社会、于民众、于民族都有用处的学问。当然，也就此种下了民俗学者人格分裂的种子（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当年顾颉刚在回答他人对其孟姜女研究有用无用的质疑时的非正面回答）（顾颉刚，1984），而且至今是民俗学者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今天，民俗学的学科反思一方面从社会人格的角度反省学者个人的社会关怀、人文关怀；另一方面也进一步从学科思想的抽象层面反思民俗学学科的社会功用。也许，安君的家乡民俗学正是民俗学这门学科的学术反思在当前时期希望进一步开发其理论形态的、多方面的社会实践功能的努力。
家乡民俗学之“家乡”意味着什么？在此，家乡并不是一个民俗学的分析单位，而是意味着民俗学的基本立场。作为分析单位，家乡是一个边界模糊的表述。家乡可以是一个村庄，也可以是一个县城，大而言之也可以就是祖国。如果我们一度离开祖国，祖国的土地（因为故土上的故人之故）就成为了我们回望的故乡。很可能，我们从来就不曾踏上过父辈们曾经生活过的土地，我们只是在履历表中的籍贯一栏填上过家乡的名字。就此而言，家乡可以只是一个寄托着我们的某种理念的想象中的载体，只是意味着我们的前辈和亲人曾经生活过以及我自己的心因之而向往的地方。
极而言之，家乡是一个离异后的命题。身在故园我们不会产生真正的故土意识，只有当我们离开故土，故乡才会对于我们来说生成为一个富有意义的对象。就此而言，“家乡”的命题是对民俗学的一种发生学的立场性描述，“家乡”的概念确切地讲述了民俗学发生的真实故事：一群青年离开了故土，去异地接受在本质上不同于家乡传统文化的另一种世界现代文化的教育，于是当这些年轻人回过头来，重新回望故土的时候，一门新的学问产生了，这就是民俗学。
现代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产生于“文化间”的差异，以及“向后看”的现代性立场，参见安德明：《家乡——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一个起点和支点》，载于《中国民间文化的学术史观照》（《民间文化青年论坛》第一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以及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ZK）〗就此而言，民俗学的发生学经验在本质上也就不同于人类学，特别是中国的民俗学。中国民俗学者往往回到家乡从事自己的田野作业，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学者无法筹措到足够的资金支持他到别国进行异文化的研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后发展的中国不是一个殖民帝国，本没有殖民地以方便宗主国的民俗学者们轻易获得异文化的体验。
但是，上述所言民俗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发生学区别仍然显得太具体了。今天的民俗学反思完全可以不再局限于这两门学科起源或发生时不同的具体内容（或服务于殖民地统治，或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合法性论证），因为这些具体内容早已随着殖民主义扩张和民族主义兴起的事过境迁而不再成为民俗学者和人类学者的必修之课。今天，我们已完全可以剔除这些学科起源和发生的具体内容而直接关注那些纯粹的、抽象的学科发生形式，正是对学科发生的纯粹形式的反思，才能够使我们的学科既超越具体的意识形态羁绊，同时又保持住其基本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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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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