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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先生与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研究事业
  作者:陈岗龙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07-08-17 | 点击数:10324
 

  一位百岁老人走了。他是人民的学者,平凡而伟大,也是深受广大少数民族同胞尊敬和爱戴的慈祥老人。挥泪永别钟敬文先生的人们大概还记得放在先生遗体前的那一条条洁白而圣洁的哈达。这洁白而圣洁的哈达深深地寄托着少数民族同胞和从事民族民俗文化事业的专家学者们对钟敬文先生的无比怀念之情。钟敬文先生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事业,又以博大的胸怀倡导和关心着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的研究,在他发展中国民俗学的思想战略中一直强调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研究方面要尽量注意培养本民族自己的专家学者,而且亲手培养了众多的少数民族民俗学博士和青年学者。因此,钟敬文先生的逝世,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研究事业的一大损失。今天我们纪念这位给中国民俗学界留下巨大思想和精神财富的老人的时候,很有必要探讨他对我国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研究事业的特殊贡献。我的这篇文章将从梳理和摘录钟敬文先生著述中有关民族民俗文化方面的论述和观点入手,钩沉钟敬文先生的民族民俗文化研究方面的重要思想,又联系钟敬文先生参与关心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民俗文化研究事业方面的活动和自己在钟先生身边的日子里体验到的钟先生培养少数民族民俗学人才的思想,初步论述钟敬文先生对我国民族民俗文化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一、钟敬文先生早期学术研究中对民族民俗文化的关注和探讨

  众所周知,钟敬文先生的民俗学研究事业是从歌谣的搜集记录和歌谣学的研究开始的。 钟敬文先生在广泛搜集歌谣的过程中首先接触到了南方少数民族的歌谣。1925年胡怀琛著《中国民歌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钟先生读了之后1926年7月写了一篇书评,重点对该书《近代抒情的短歌及其他短歌》的内容提出了批评,钟先生说:“这八节中所收罗的歌谣的地域,只及我国六省,直隶,江苏,安徽,浙江,广东,广西。拿这一小部分地域所产出的歌谣,来代表中国全部近代的抒情歌,未免有点过于简单疏漏罢。满、蒙、回、藏各族的,且不必说,就是如甘肃的话(花)儿,云南的山歌,淮南的民歌,四川的佛偈子,以及广西僮人的情歌,云南果倮的俗歌等等,都各具有一种特殊的风俗与内容,足以代表一地域或一民族的思想、情感、礼俗等的。胡君忽略了这些,真教近代的抒情歌,减声褪色不少了。” 钟先生指出了中国民歌不仅要在地域上包括全国各省各地区的歌谣,而且在民族上也应该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歌谣,并且特别强调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歌谣都有其特殊的风俗和内容,从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民歌。正如钟先生一直强调中国民俗学是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那样,在这里已经表露出中国歌谣学也是多民族歌谣学的学术思想。这在钟先生早期治学思想来讲是难能可贵的。很可能与这个观点有关,钟先生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搜集记录的歌谣中颇重视南方少数民族的歌谣。在他不同时间里搜集和编辑的歌谣集中收入了俍、僮、畲、瑶等少数民族的歌谣。其中注释和翻译清代李调元记录的《粤风》中的瑶歌、俍歌、僮歌很有代表性。钟先生交代注释和翻译过程时说:“这本书内容共分四部分,就是:一、粤歌;二、瑶歌;三、俍歌;四、僮歌。这四部分中,粤歌自然是很好懂的。瑶歌虽有许多地方非看注不行,但是大致还可说颇易明了。惟独俍、僮二歌,便太难了。它的语词、文法,简直和外国语一样,我们念起来,正好像在诵音译的佛经一样,全不懂得它里面说些什么。尽管经我们好学的前辈李调元先生辛苦地做了许多注释,但费解的地方,仍然不少。了解且不易,欣赏更无从说起了。那么,我们即使标点了出来,大家怎能读得懂并感觉兴趣呢?为此,我正在踌躇着,恰巧新认识的友人刘乾初君提议合力把他翻成国语,我一时茅塞顿开,觉得非这样不可。于是,我们就着手译述工作,现在那些译稿已经大略草定,需要再整理一下,方可以编成专书付印;因而这部《粤风》重编本也就永远和它分家了。” 而经过钟先生和刘乾初合译,从李调元的《粤风》中分家出来的俍歌和僮歌就是1928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编印的《俍僮情歌》。其学术价值,正如陈子艾教授所评论的那样,是“我国现代歌谣学建设史上具有开拓意义的创造性工作。” 虽然钟先生翻译这些歌谣的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了解和欣赏,但是,可以说这是钟先生献给当时中国歌谣学运动的一份少数民族歌谣的厚礼。马昌仪先生的评价很有代表性:“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对这些少数民族歌谣已经有了很深的了解,但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我国的少数民族还处于被压迫被奴役和被歧视的社会地位,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能够蔑视封建传统,打破民族偏见,给被歧视的‘野人文艺’‘鄙陋的俚歌’以应有的学术地位,这在当时应该说是一种学术上的革新。”

  钟敬文先生早期的民族调查活动主要与他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的人类学调查活跃的学术环境有关系。钟先生1927年发表的《惠阳畲仔山苗民的调查》 和1928年发表的《僮民略考》 两篇文章表现出了当时钟先生对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研究的最初兴趣。在当时的民族调查活动中,钟先生是从民俗学研究者的角度进入的。1928年3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接受容肇祖的提议,由容肇祖和钟敬文邀请在广州为广东国民党党员会议跳舞的粤北瑶族同胞到中大跳舞,“并查问其风俗习惯,以供研究”。 当时,钟先生写的几篇有关少数民族的调查和考证文章都是从为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提供资料的愿望出发的。在《惠阳畲仔山苗民的调查》的“小引”中钟先生说:“我们广东境内,多化外的民种,惠阳县畲仔山的苗民,便是其一了。这种文化未启的民族,他们一切的生活、习尚、思想等,都足以供人类学者,社会学者,历史学者,及其他各种专门家的考察探究。我自己虽然不是什么学者专家之类,没有急切要知道那些东西的要求,却颇愿意尽薄力所能,给他们一点儿研考上的材料。所以我把它简略调查一下,草草整理出来,以供献于他们之前。” 这篇文章中“苗民生活”分(1)居住、(2)衣饰、(3)食物、(4)职业、(5)技艺、(6)经济,“苗民风俗文化及其它”分(1)风俗、(2)语言、(3)文字、(4)教育、(5)歌谣、(6)民族起源传说等内容。但是,钟先生当时的调查文章中也存在着问题,钟先生交代这篇文章的基本材料时说:“从我们家到畲仔山,只有一百多里路,我久矣想到那里亲考察一下。可是为了俗事羁绊,直到现在还没有去过。这篇小文,大部分的材料,是一个姓黄的朋友供给我的。他曾亲到过那里一回,又常和到那里去的习熟,所以知道的颇详细,虽然他们自己谦说这些材料,恐或有靠不住的地方,并且太过于简略了,我曾请托过一位住在畲仔山附近地方的朋友,替我去细蜜地调查一下,此刻,他的材料尚未写好交来,我却恐怕自己过此以后再没有作这工作的机缘,所以就不及等候的,把这文草了出来。”现在的人类学家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多数研究民族学的学者,特别是那些没有将民族学作为职业来认同的作者,没有认识到田野调查在民族学研究中的意义和作用,未能进行田野调查,甚至没有搜集实地调查资料的经验。” 我认为,这种批评是认真和科学的,但是在当时民族学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早期,一些缺点是难免的,不过这种行为的实际意义还是要肯定的。后来,钟敬文先生的所有文集里见不到这篇文章,钟先生也从不提起它,也说明了先生本人早已认识到它的缺点和对它的不满。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民族学早期历史上比较早出现的民族调查(实际上这是《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一篇民族调查的文章),在这一点上有它的历史意义。很可能与此有关,几年以后钟先生东渡日本,系统学习了民间文学、民俗学理论和人类学理论。钟先生的另一篇文章《僮民略考》中说:“大约,是两三个月前的一天了,我和绍孟在编辑室随便的谈天,不知怎的,起、竟牵涉到我国西南部汉人以外各民族的问题,于是,我们决定在《语言历史学周刊》上出一个专号。” 不过,这篇文章也是钟先生根据文献材料对壮族做的大纲式的考证。但是,我们看出,当时《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出西南民族研究专号,还是钟先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当时,这种做法是比较普遍存在的,因此《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编后”中说:“我们觉得这刊物缺少实地调查的材料,多是纸上材料的措施整理。……真正要把纸上材料措施得妥善,也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钟敬文先生1936年1月在日本东京写的《〈异民族土俗专辑〉序言》中已经指出了民族志工作和科学采集问题:“近代世界学术坛上,生长了两种很有意义同时又富于趣味的学问,这就是民族志和民族学。两者作为学问而成立的方法很不相同,即大体上说,前者是记叙的,具体的。反之,后者是理论的,概念的。但是,两者的关系,却又很密切——至少,后者成立的基础,要建置在前者之上。……而眼前,在我们自己国境之内——姑且仅限于我们国境之内,四处尚生息着文化晚熟的少数民族。他们一切的土俗——社会组织、生活习惯以及器物、信仰、艺术等,正是人类文化史的一份珍贵的资料。假若现在我们不趁快动手采集,那么,时机一过,人类的这份可贵的遗产,便要永无可补救地丧失了。” 钟先生在这里是从民族志学的角度重新认识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钟先生受到进化论人类学派的影响比较深,因此非常强调各少数民族民族志资料在文化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这在他解放以后所写的许多文章中都体现出来:“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承认,民族志及民族学的原始资料和研究成果,对于我国乃至于世界文化史及一般文化科学的研究和发展,都是极其宝贵的。因为中国境内有五十多个兄弟民族,他们不但所住的地域各自不同,所处的社会形态也大相悬殊。……这几十个民族,差不多把人类所经历的社会阶段状况,同时地展开在我国辽阔的版图上。它成了社会发展史的形象的再现。这对学者们进行社会、文化各学科的考察、研究是何等有利的条件!” 我们在钟先生以后的研究中偏重于文化史的研究和对民族志的重视看出,钟先生在日本所学习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更多地是属于理论方面的,而不是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为目的。因此,钟先生回国以后仍然从事他原来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而没有转变成职业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同时,钟先生通过接受人类学、民族学和民族志的系统训练,对我国民族民俗文化有了进一步的理论认识,认识到中国民俗学的多民族特征。在这一点上,钟先生与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先生的“一国民俗学”有所不同,他是主张比较民俗学和多民族民俗学的。正是这种观点上的微妙的不同,致使钟先生在日本学习民俗学期间没有去拜访他十分尊敬的柳田国男先生。钟先生后来回忆说:“至于柳田国男先生,他是当时日本民俗学的权威,他的代表作是《民间传承论》、《乡土生活研究法》等书。但我没有去拜访过他,原因一来他是研究一国民俗学的;二来我看了他的著作,觉得自己还没有请教他的资格。” 钟先生虽然谦虚,但是他对柳田国男的“一国民俗学”观点是一直有自己的看法的。

  钟敬文先生的早期治学道路上对民族民俗文化的认识和学术思考经过了一个从摸索到理论认识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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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原载《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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