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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将“数字技术”（digital technology）界定为“以离散步骤表达、传输和再现的视觉数据”，它既包括数据的数字化，又包括在数字环境中产生的数据。数字技术进入中国后得以迅猛发展，技术更迭的步伐日渐加快。数字技术已成为社会变迁的重要驱动力，甚至被上升为认识和把握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维度，数字社会的概念就是用数字技术界定社会变迁的一个例证。数字时代的概念更是用数字技术来概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美国学者瓦戈（Steven Vago）曾提醒我们关注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变化，这一变化体现在技术革新对于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社会价值，以及个体生活的深刻影响。瓦戈的论断也适用于数字技术。数字技术的社会影响一跃成为部分学科的关注焦点，例如计算机科学、科学技术社会学等学科在这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民俗学对于数字技术的研究，则是在从事计算机程序开发的职业群体崛起之后，计算机以及计算机程序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开始的。
一 数字技术是介入和呈现民俗学研究的一条路径
当我们将目光转向欧洲的时候，就会发现民俗学不乏关注技术的先例。早在20世纪60年代，德国学者赫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就将技术世界与民间文化的关系纳入民俗学的研究范畴。在《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Folk Culture in a World of Technology）这一标志欧洲民俗学研究重大转型的经典著作中，鲍辛格揭示出技术世界与民间文化并不是一种相互对立的、相互排斥的关系，实际上技术世界对民间文化有着强大而深刻的影响。鲍辛格认为“今天技术已成为普通人的日常环境”，并敏锐地洞察到“这一事实对我们而言具有决定意义”。鲍辛格提出技术自然性的命题，同样适用于说明数字技术进入日常生活的过程。
如今，数字技术如同市场一样环绕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周围，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数字技术却获得了习焉不察、不言自明的特征，其进入日常生活的进程很容易被忽略。如果我们将这一进程置于学术脉络的观照之下，就会发现数字技术是介入和呈现民俗学研究的一条路径，尽管此前采用的是前数字技术的概念。本文将沿此路径，主要探讨学术界运用和使用数字技术的方式，并反思其对传统知识生产方式的影响。在此之前，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民俗学是如何创造性地将职业群体、普通人运用数字技术的行动视为日常生活实践的一部分，又是如何将这一日常生活实践置于民俗学的框架之中的？
二 理论支撑：民俗学的日常生活取向
中国民俗学不乏关注民间生活的学术传统，早在20世纪30年代，杨堃就提倡用民族学或社会学的局内观察法、人类学的比较法来审视和探索民俗，即“社会学的民俗学”。黄石对于节期改革、女性民俗等的研究则践行了“社会学的民俗学”这一研究路径，从而在民俗学和民众生活之间建立了一种关联。黄石的开创性研究将民众及其生活实践置于民俗学研究的中心位置，突出了民俗学研究的生活取向，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解和定义民俗的方式，这是民俗学的学术传统所留下的遗产。
将普通人运用数字技术的日常生活实践创造性地视为民俗，则是经由邓迪斯（Alan Dundes）的努力所达成的。邓迪斯提出了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概念界定方式，将民俗之民定义为“可以指代任何群体，只要这一群体拥有至少一个共同因素。这一纽带是什么并不重要——它可能是一种共同的职业、语言或者宗教——而真正重要的是，任何因特定原因形成的群体，都会发展出属于自身的传统”。邓迪斯的界定方式是用民俗之民的实践来界定民俗之俗，这就为当代职业群体进入民俗学的研究范畴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中就包括从事计算机程序开发的群体。之后，邓迪斯明确提出计算机民俗的概念，其引用例证是关于计算机程序设计者的内部笑话。他同时揭示出，更多的美国公众将计算机视为当代民俗的一个特征。计算机民俗主要指涉的是程序员设计者这一职业群体的实践，而对于作为计算机用户的普通人实践的关注，则要等到计算机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生活”的概念进入到民俗学的知识谱系之后。
“日常生活”本是哲学领域的概念，经过一系列创造性互动后进入民俗学的领域。2016年“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可能性”会议在中山大学召开，此次会议是民俗学朝向日常生活研究的一次努力和尝试。如果站在知识连续性的角度看，这次会议是对民俗学研究生活取向的回归。在这次会议上，笔者提议采用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的“日常生活实践”作为概念工具，实现对“日常生活”概念的转化，以有别于哲学关于“日常生活”的界定。同时，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嵌入中国社会转型中去理解，让民俗学能够对重大现实问题做出回应。我们仍然需要回答以下问题，即日常生活取向能够为民俗学提供什么？是提供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还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抑或是一种研究视角的转向？
我们做一个知识社会学的梳理，就会发现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法国日常生活研究的崛起，是为了重新梳理和审视法国近代史，着手概括和处理法国在20世纪的样貌，从而通过对普通、日常体验的细致探讨，将日常研究拉回到法国文化的中心。那么，对于中国民俗学而言，研究日常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自2004年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非遗）或文化遗产主题，一直是民俗学学术研究关注的焦点，这与学术界公共民俗学的取向有着紧密联系。在遗产化导向的学术框架中，民俗学的日常生活取向提醒民俗学者关注那些没有被遗产化的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性。当民俗以一种仪式化或表演的形式展现，并以一种制度化的形式得以固定时，日常生活本身对于民俗学就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它将日常生活从被忽视与被淹没中呼唤出来，给予其关注和承认。民俗学日常生活取向带给我们的启发是，重新梳理和定位民俗学学科的关切，将民众切近的日常生活经验和体验置于民俗学研究的焦点和中心。用户使用数字技术的日常生活实践就可以作为一个问题，被纳入民俗学的知识体系中去讨论。邓迪斯的民俗定义凸显了从事计算机行业的专业技术群体，但作为普通用户则尚处于一种灰色的背景状态。日常生活的概念激活了普通人的经验，普通人对于数字技术的运用则构成日常生活实践，于是民俗之民就从专业技术群体扩展至普通人。从职业群体拥有的专业知识到用户共享知识的扩散，印证了数字技术进入日常生活的进程。
由于日常生活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我们难以把握和揭示，而日常生活实践则是捕获它的抓手。20世纪60年代以后，法国人类学曾经面临同样的问题，佩雷克（Georges Perec）的解决方案是将日常生活与人类学本土回归相结合，提倡同仁训练自己对周围事物的洞察力，关注自身的经验，“呼吁重新赋予此时此地异国情调的力量”。力主运用民族志的专业技能分析本土社会行动和现象的近处民族志（proximate ethnography），就是人类学学者对这一倡导的响应。近处民族志观察民族志者与自己社会的互动，并用所受的专业训练去面对这一点。在近处民族志的理念之下，有关仪式等一系列行动都成为描述、询问、解释法国民族志者日常经历的横切面，这些努力同时也是寻求表达法国日常生活的具体尝试。在一系列微观层面的探索和尝试中，法国学者将回归本土社会的民族志作为日常生活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例证。这也就意味着，日常生活研究需要有着力点或切入点，而数字技术就是其中一个。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民俗学面临的问题与本土化回归后的人类学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钟敬文将中国民俗学锚定为一门研究“我们”的学问，他明确提出“我们民俗学是本国人研究本国的文化”，“是本地方的人记录、研究本地方的民间文化”。本土社会研究具有的复杂性并没有因为距离的接近而降低，它同样需要对待问题的深刻洞察力，因为“对这些以我们自己的社会为舞台、发生在我们眼下的事进行理性思考，却是最简单也最困难的。最简单，是因为经验传承是每时每刻且巨细靡遗的；但也是最困难的，因为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机会下，我们才能觉察社会转变的极端复杂性……”。佩雷克和近处民族志将近处熟悉的日常生活陌生化的问题意识和方法，为中国民俗学带来诸多启发和思考。佩雷克和近处民族志都提供了进入本土社会以及日常生活的途径，且以阐释这些经验为己任。这些探索为中国民俗学提供了视角上的思考，拓展、丰富并细化了本土社会的书写。对于生活在当下的各种经验的探讨，尤其是对数字技术进入日常生活后，用户使用数字技术实践的审视，同样需要日常生活陌生化的问题意识，即将其建构为研究对象的过程，同时它也是将日常生活这一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研究的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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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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