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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简要回顾世界民俗学和中国民俗学的学术传统，分析1949年后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新传统、新民俗，提出作为一门研究文化的科学，民俗学必须能够面对中国社会与文化及其变迁的真问题；同时应改变和更新自己的学术品格，即扩展视野、开放思路，从一种本土学问的局限中脱离出来，融入社会科学世界，从中获得自身的发展与更新。
【关键词】口述传统；新传统；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
一、重温学术传统
民俗学，作为有着超过150年历史的一门学科，正面临着新世纪的挑战和自身发展的困境。作为中国民俗学之父的钟敬文先生在2002年辞世前的最后一次书写，是为这门学科的存在和重点学科地位向教育部领导的吁求，这是令人感动也令人悲哀的事情。民俗学的前景何在？其未来走向又如何？它在学科体系中应该如何定位？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又该有何作为？成为许多同仁殚精竭虑和争论不已的问题。
民俗学的相对边缘位置和学科的模糊性似乎从它诞生之时日就开始了。在《民俗、神话与传说标准大辞典》（Standard Dictionary of Folklore, Mythology, and Legend 1972）关于民俗学的多项界说中，最基本的定义是：“民俗的内容是人民——包括原始的和文明的——传统创造。它们是运用声音、文字以韵文和散文形式构成的，同时它还包括民间信仰或迷信、习俗和表演、舞蹈和游戏。进而，民俗学不是有关某一族群的科学，而是传统的民间科学和民间诗学。”其中由不同学者撰写的不同定义还有：
“所有口承文化都是民俗”。
“民俗学或民众的知识，是人类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习得的和实践所获得的知识积累，这种民间的和传统的知识与所谓科学知识是有区别的。民俗学的材料大多也是社会人类学的材料，它们可以从世界上野蛮的和‘非文明’的地区收集，也可以从‘文明’国度的乡村和无文字人群中收集。就其特殊性而言，民俗是由信仰、习俗、迷信、谚语、谜语、歌谣、神话、传说、故事、仪式性典礼、魔法、巫术，以及所有其他原始的和文明社会中无文字的普通人的表现与实践形式所构成”。
这部最权威的民俗学辞典还特别关注了学科的体系与区分：
“民俗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
“在人类学的用法中，民俗一词意指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谚语、谜语、诗歌、以及各种以口头语言为媒介的艺术表达形式。因而，民俗可以被定义为口头的艺术。在人类学家看来，民俗学家作为一个重要的群体，其研究兴趣在于习俗、信仰、艺术和工艺，衣、食、住的形式；但是在他们自己对世界各地土著人的研究中，这些不同的项目都被归入物质文化、图像与造型艺术、技术和经济、社会与政治组织以及宗教等公认的标题之下，即所有这些都被包含在文化的一般概念中。然而，不能落入上述标题的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被划归为民俗学范畴，因而在其所有形式中，民俗学可以被清楚地定义为与文学联系在一起，文学是被书写的，而民俗可以在一个有文字的社会中从来不被书写，也可以存活于没有书写形式的社会中。民俗，与文学一样，是一种与音乐、舞蹈、图像和造型艺术相关的艺术形式，所不同的是它所使用的表达媒介。”
许多百科全书类的辞典都将民俗学与神话学列为一个词条，例如，库珀主编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在人类学栏目下列出“民俗学与神话”词条，它告诉我们：民俗学的起源是从收集古代诗歌和民间故事、传奇、童话、神话等开始的，这些被视为古代人信念的残存物和碎片，具体表现为古代神话“演退”为民间传说。
民俗学的欧洲起源与前浪漫主义特别是与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相关联，它分别以《收集自苏格兰高地且译自盖尔语的古代诗歌片断》、德国民间故事、民众歌谣与童话的搜集、芬兰民族史诗的研究和意大利民间故事与民歌的调查等等作为其诞生初期的标志。
从世界民俗学早期的实践和上述学科界定中，我们可以大致概括出它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一是口述，二是传统。前者是其主要的存在和表达形式，后者则旨在强调其历史传承特性。这并非是在理论和方法上，而是在对象特征上能与相邻学科稍有区分的地方；而同时既然这些对象都可以“被包含在文化的一般概念中”，那么也说明民俗学完全可以作为人类学文化研究的组成部分。
上述学科特性从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演变过程也可以体现出来，当然，中国的学术发展又有其独特的“国情”。如果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北京大学成立歌谣征集处作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起点，我国民俗学也已走过近90年的历程了。1949年以前的学科历史一般被概括为“北大时期”，“中大时期”，“杭州时期”，“战争时期”（包括国统区和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等几个历史阶段（钟敬文，1998）。概览这一时期的主要学术活动和成果，不难看到，歌谣、神话、传说、故事、童话等民间文艺形式构成研究的主要内容，这与世界民俗学开端时期的“口述”、“传统”特性相当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在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对民间文艺内容与形式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与民族意识觉醒和民主思想的倡导有着密切关联，从而使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带有明显的启蒙、救亡和“翻身”解放的意识形态色彩[1]。
抗战时期是我国学术文化也是民俗学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虽然战争导致战略后方转移、教学与研究偏于一隅、资料图书匮乏等种种不便，但这些也带来边疆开发与边政研究的勃兴，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活跃和学科交流互动的局面，这具体表现为：民族意识的空前高涨带来对民族文化的高度重视和广泛探讨，“边疆社会”、“后进民族”、“下层民众”成为各个学科关注的对象；学者们迈出书斋，走向民间，对田野材料的重视和开掘以及对田野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进行比较研究；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对本文化进行探讨，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以及文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综合打通、交叉互补，共同面对社会与文化的实际问题。这样一种学术背景和当时一批学贯中西的研究者如吴文藻、费孝通、闻一多、扬 、林耀华、芮逸夫、凌纯声、陶云逵、岑家梧、陈国均等等在特殊时期艰苦卓绝的研究工作，为综合各个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面对实际问题的“边政学”打下了基础，也为迈向社会科学的神话传说研究、民俗和民族文化研究铺就了道路。
如果沿着这批学者探索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如果遵循学科自身发展的规律，民俗学进入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50年代初统治意识形态支配下的院系调整和学科整肃却中断了社会科学的上述传统。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等重要的学科门类统统被冠以资产阶级学科的头衔而被打入冷宫或干脆取消。稍后，包括钟敬文在内的许多著名学者被戴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右派分子的帽子而被迫中断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而原本作为民俗学组成部分的“民间文学”，却因为与前苏联“人民口头创作”接轨而得以保留，尤其因为还是“劳动人民口头创作”而“受到尊重，甚至于特别宠爱”（钟敬文，1999，P13）。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原本可以是各自独立又相辅相成的两个学科方向，成为带动这一学科奋飞的双翼，然而在政治宰制学术的特殊时期，学术以外的原因却使之折其一翼，只能在文学门类下以边缘和衰微的状态存在。
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以顾颉刚、钟敬文等为首的七位著名学者联名发出“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其后，民俗学经历了恢复重建、逐渐壮大、发展中兴的阶段；但是学科的传统承继、学术定位依然作为问题存在，学术以外因素造成的机构设置、研究人员知识结构、学术政治等问题绝非一夜之间能够解决，研究成果的积累和对学科自身的社会科学反思也非能毕于一日之功。
诚然，我们没有权力责备前人没有打好这门学科的基础、没能理顺相关的学科关系。以钟敬文为代表的前辈民俗学者们已经做了他们所能够做的：在严酷的学术之冬为春天保存了能够发芽的种子，并在春风化雨之时将其培育成花。他们已经做得够多了、够好了。学术的传承要求每一代人承担自己的责任，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如此学术事业才能薪火相传，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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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4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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