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和了解一门学科，确定它在学术系统中的位置，重要的是看它的从业者们在做什么和贡献了些什么。正如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言：“如果你想了解一门科学是什么，你首先要看的，不是它的理论或发现，当然也不是它的辩护士对它的说法；你应当看的是它的实践者们做的是什么。”（Geertz, 1973，P5）从上述民俗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来看，不难发现，口述和传统构成民俗学学科的特性，也仍然是当今研究的主要内容。

将民俗学定位在民间的、口头讲述和传承的文化传统的研究当然没有问题，但必须充分意识到传统的现代意涵，以及中国人民曾经历了一个堪称独特的历史时期，而我们当前正面临着一个变化迅速的社会转型的时代。

以探讨现代性及现代社会变迁著称的社会思想家吉登斯（Giddens）把我们当今生存于其中的社会表述为“后传统”社会（Post-Traditional Society），这听上去似乎有些奇怪。正如吉登斯自己指出的：“现代性，总是被定义为站在传统的对立面；现代社会不一直就是“后传统”的吗”（Giddens, 1994）？在各种“后××”层出不穷的当今时代，吉登斯将“后”与“传统”相结合用以解释现代性，似乎既要告诉人们一种社会形态的终结，又想昭示出它与前置社会结构的某种关联，而此关联常常是被忽视的。

探讨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离不开对传统的思考。这不仅因为我们需在与传统的对比中认识现代性，而且因为二者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吉登斯指出，现代性在消解传统的同时重建了传统。在西方社会中，坚守传统和再造传统是权力合法性的中心内容，也是国家把自己强加给相对被动的“臣民”所不可缺少的。现代性摧毁了传统，然而（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现代性与传统的合作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又是至关重要的。现代性未能完全摆脱传统，或者说传统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延续着并按其原有逻辑生长着；而现代性发展的后果，即进入所谓后现代以来，社会才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呈现出断裂的特性，从而使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面临着大量我们不能完全理解更无从控制的现象和过程；同时也使我们的行为陷入无常规可循的境地。这种情形或许是吉登斯将现代社会称为“后传统”社会的主要原因。

通常人们习惯于把“传统”与古老的事物等同起来，即将传统作为一个“过去”的时间概念来理解。事实上，如果传统仅仅是历史上形成的或曾有过的事物，处心积虑地研究传统就似乎没有必要。传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它是在时空中延续和变异的，它存活于现在，连接着过去，同时也包蕴着未来。因此我们才有可能在现实中研究传统和为现实乃至未来而研究传统。

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经历了在人类历史上都堪称独特的时代。那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权力和意识形态治理全方位地重建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动员和领导了由广大群众参与的改造整体社会结构的宏大社会实验（social experiment）与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移风易俗，改造中国”的口号和实践进入到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和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中，改变着人们的社会世界与心智特性。传统被这样一种外部力量重创或改造，而所谓“共产主义新传统”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生成和再生产出来。魏昂德（Andrew G. Walder）教授在1986年出版的《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一书中概括性地指出：国家社会主义代表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 它拥有自己的制度逻辑和发展动力系统。而对这一可以称为共产主义文明新传统的研究，除了必须考虑到其独特的制度安排、政党和国家精英，还必须关注从属群体、大众文化、社会网络等等重要的研究范畴。其中国家与民间社会、大传统与小传统、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统治意识形态与民众观念之间的联系、沟通和互动过程构成我们认识社会与文化及其变迁的最重要角度。

以改革开放作为标记，80年代以来发生的市场转型（market transition）和与之相伴随的社会转变（social transformation）过程，带来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又一历史性变迁。这一市场资本主义导向的发生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或许比强制权力对人们的观念的影响还要巨大和根本，改革开放20年来文化层面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商品经济、消费主义、文化象征、追星族、网络语言、虚拟空间、白领生活、小资品味、布波族、新好男人、人造美女、……带来的震惊和刺激让人应接不暇，而与这些相关联的人们日常生活中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体现为种种可以称为“新民俗”的现象。

面对共产主义文明的新传统，面对当前市场转型过程中的新民俗，民俗学应当是做出学术解释和分析的主力学科，然而在80年代“文化热”的讨论中，在对当代社会转型过程的文化研究中，却几乎没有民俗学的声音。这种失语和失声是民俗学面临生存危机的主要原因。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理由是要能够面对中国社会与文化及其变迁的真问题，能够在学科背景和特有的知识结构中回答这些问题。在面对重大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民俗学研究者应该有所担当。

民俗学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在于超越学科划分和学科归属的无休止的争论，以研究问题为核心进行工作，拿出代表该领域的高质量成果，对社会文化现象做出解释并为学术发展有所贡献。这才是学科、学者安身立命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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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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