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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滔]祖先记忆的再创作:一个运河沿线丝业市镇家族的故事
  作者:吴滔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1-11-26 | 点击数:2781
 

摘   要:明中叶以后,丝织业技术由苏州府城沿京杭大运河渐次传播到江南的普通市镇,部分城居“庶民”地主在积极从事工商业的同时,也陷入繁重的“役困”当中。为了摆脱“役困”,通过特殊渠道获取优免差徭的特权,不惜更改祖先记忆,以获取更大的现实利益。黄溪史氏利用旌表建文忠臣这一重要文化资源,通过制造和传播《致身录》,将先祖“史彬”从一介粮长包装成建文朝臣,并以死勤事为由,将之成功供奉于嘉兴府和苏州府的乡贤祠,从而彻底走出长期阻碍该族持续发展的困境。

关键词:乡贤祠;致身录;黄溪史氏

作者简介:吴滔,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暨历史学系(珠海)教授(广东广州510275)。


  江南地区自唐宋时代开始步入全面开发的历史进程之中,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最为突出的表现乃是大量原本是乡村的聚落纷纷演化成为市镇。明中叶以后,市镇的商业机能进一步凸现,规模和数量均超过前代。在既有的明清市镇研究中,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市镇起源、市镇数量与分布和市镇的结构与网络层级关系上。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明清江南市镇已经高度专业化,根据其手工业行业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分为以嘉湖为中心的丝织业市镇、以松江为中心的棉织业市镇和大运河沿线的米粮业市镇等专业化市镇。

  市镇的大量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江南乡村聚落的格局,这些相对均质分布的市镇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乡村,是从乡村中产生出来的有别于乡村的一种聚落形式。与此同时,大量士大夫开始由乡村向城里移居,独享日益不受约束的徭役优免权。而那些屡试不第的读书人,却没有优免差徭的特权,不仅要负担由士大夫转嫁而来的繁重的徭役,私人领域也受到了商人阶层日益严重的威胁。为了解脱多重生存压力,他们或者坐等限制优免的改革出现巨大转机,或者通过自身努力跻身享受优免的特权阶层行列。甚至有人不惜重新书写家族历史,通过将先祖抬入乡贤祠,使乡贤后裔从中得益,以摆脱科场和生计的双重困境。吴江黄溪史氏正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下文就来讲一段发生在吴江县亦幻亦真的精彩故事。

一、吴江南境大运河沿线市镇群的兴起

  苏州府下属的吴江县,京杭大运河自北而南贯穿县境,恰处于丝织业市镇和米粮业市镇交汇地带。该县北有县治松陵以通苏州,南经八坼、平望、盛泽、黄溪与新杭市等,与嘉兴丝织业市镇群相联络,又以平望为枢纽,沿吴兴塘往西经震泽镇沟通另一丝织业中心湖州。

  明清时代,震泽镇的丝业,盛泽镇的绸业,以及同里镇、平望镇的米业,构成吴江三大经济支柱。这些市镇的工商业甚至比县城松陵镇还要昌盛得多。随着江南居民大多从事经济作物的种植或纺织手工业,本地的粮食供应出现严重不足,需要从外地大量进口粮食,运河沿线的诸多米粮业市镇如枫桥、平望、塘栖等逐渐成为点缀在纺织业专业市镇网络中的生活补给站。

  平望镇在江南各地纷纷改种经济作物后,成为为数不多的产粮区,“伺蚕者少,服田者多”。弘治以后,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水路交通,迅速发展为一个与苏州枫桥功能、规模上相差无几的米粮市镇:明初“居民千家,百货凑集,如小邑然。成弘以来尤盛。嘉靖间,水荒倭难相仍,庐舍人烟荡焉欲尽,嗣后数十年,海宇承平,耕桑食货,熙攘盈繁,屹为吴江巨镇。……居民数千家,物产毕陈,商贾辐辏,比于苏之枫桥,时人呼曰‘小枫桥’”。四通八达的水网为中长距离贸易提供了便捷的运输条件。商贩将产自湖广、江西的粮食,沿长江、京杭大运河运输至平望,经过砻坊和碓坊的特殊加工,再由米行转手贩卖给邻近城镇的客商。

  明中叶以降,丝织业技术由苏州府城渐次传播到普通市镇,盛泽、震泽、新杭市等著名丝织业市镇因之兴盛,并直追苏州、杭州等老牌丝织业中心。在吴江县平望以南,以盛泽镇为主导,震泽镇、平望镇、黄溪市、严墓市等市镇为拱卫,形成了全国最大的丝绸贸易中心:

  绸行以盛泽为最盛,集四方之商而为之贸易,每行日通数百金,街衢杂沓,货物腾踊。昔称金阊,今独盛镇。至严墓、震泽、平望、黄家溪,止有丝行,不及其十之二,而亦号繁华,人习已侈靡矣。

  这些市镇原本是丝织技术的洼地,因领织坐派的需要,才逐渐掌握了从苏州城内传来的丝织技术。丝织业有别于一般的农村手工业,需要较高的技术含量,据乾隆《吴江县志》记载:明代以前的丝织技术主要掌控在苏州城里的熟练机工手中,洪熙、宣德间,吴江人通过聘请苏州的机工开始渐事机丝,到了成化、弘治以后,本地人逐渐掌握了丝绸纺织的核心技术,才使得吴江及其相邻的嘉湖地区的丝织业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发展起来。

  正由于吴江南部及其周边纺绩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震泽、盛泽等镇的机户也相应而动,他们既可领织官方下派的缎匹,亦可将织物直接拿到市场上去销售。康熙《乌青文献》记载:生活在苏州、杭州等大城市里的丝商,每逢新蚕下市,专程来到嘉兴、湖州、吴江一带大量收买丝货,并将之携带回城里织成绸缎。专门向散处各地的机工机匠供应缫丝的贩子也应运而生,他们的身影不仅活跃在苏州城内,还伺机四处活动,或至各村坊去收绸,或坐守镇上,为机工机匠提供各种行情,广泛寻求机会牟利,将周边四乡机户的绸匹销售到全国各地甚至海外。

  黄家溪,又名黄溪,位于吴江县东南五十三里,“毗浙境,临运河,……地虽偏隅,实为南北通道”,乃平望和王江泾二镇之间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结点,明清之际也逐渐由一个普通村落发展成为一个以丝织业著称的商业市镇。其繁荣程度虽不能与盛泽相埒,但由于地域上的邻近,两镇在蚕桑丝织业发展的进程上却有着惊人的同步性。至康熙中岁,黄溪已发展成为“两岸店肆连比,河下舟楫鳞次”的大镇:

  地俭二里,旧落落几百家,今四五千家。贸易处昔止数家,今两岸店肆连比,河下舟楫鳞次。触呼家业,机杼易于小得。异乡多托居,而郡以靡,浙以诈,习染成风。

  由该镇织出来的机丝绸缎,“每日收至盛泽、王江泾牙行卖之”,通过吴江南境日益成熟的丝织业销售渠道,再进一步沿着京杭大运河走出江南,纳入到全国丝绸贸易的网络之中。明后期,吴江民营丝织业的利润率曾一度高达200%左右,康熙中也基本保持在165%上下,从而吸引了大批商业资本和潜在的动力。市镇内及其市镇周边的各色人等纷纷倚靠机杼为生,尽逐绫绸之利。据道光《黄溪志》记载:“绫绸丝线,邑中所产亦不少,而黄溪人家务此者什有八九”;“贫家妇为机户络丝,有竟日在其家者,小儿十二三岁,即令上花楼习学挽花”。于是,造就了大量的潜在熟练劳动力,供殷实之家往长春、泰安二桥挑选雇募。这种发生于丝织行业内部的雇佣关系,一度成为学界研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热点。

  由以上产业链条所带动,适桑宜蚕的吴江西南各乡逐渐成为湖丝产区,“自四都至二十都,俱植桑课丝”,而与湖州府乌程县接壤的一带,更是“视蚕事綦重”,其植桑品种,多达二、三十种。到了乾隆年间,“丝绵日贵,治蚕利厚,植桑者益多,乡村间殆无旷土。春夏之交,绿阴弥望,通计一邑,无虑数十万株云”。在黄溪,“溪民在明时多不习蚕桑。国朝乾隆初,凋字圩、梧字圩一带,颇有养蚕者”。当地出产的大量桑叶蚕丝,给大运河沿线的丝绸业市镇群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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