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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滔]祖先记忆的再创作:一个运河沿线丝业市镇家族的故事
  作者:吴滔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1-11-26 | 点击数:3702
 

三、横空出世的《致身录》

  万历十二年(1584),与史家有着姻亲关系的屠叔方在广东道御史任上上疏,要求宽宥建文忠臣之姻党外亲,给了黄溪史氏借褒扬建文忠臣之机解决现实问题的提示。他们制造出《致身录》这一全新的建文朝文献,赋予恰好生活在与建文逊国期相重叠年代的先祖史彬以建文帝亲重臣僚的全新身份,以便谋求现实利益,摆脱缠绕多年的“役困”。

  靖难之役后,掌握了历史解释权的明成祖一方面对建文朝的榜文奏疏加以处理,另一方面,通过编修实录对于成祖行事每曲为回护,于建文帝方面则丑诋相加,造成相关史事的严重歪曲。然而,恰因明初官修史书称建文帝自焚而死,把一具烧焦的尸体认作建文帝,给了后人丰富的想象空间。正统五年(1440)老僧杨行祥冒充建文帝,为人们进一步加工建文逊国的故事提供了素材,在民间口耳相传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着再创作。建文逊国说的一些主要元素如明太祖预知皇孙帝位不保,遗箧给他,内有度牒、剃刀等物;建文出逃后,历湖湘、河南、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地,后归京师,被迎入大内供养;在这一过程中,始终有程济、叶希贤等人一直随亡左右,等等,已陆续层累出现。经过传说的加工和史家的演义,建文逊亡的故事不断层累,且越来越详细。

  黄溪史氏所处的苏州府一向是建文朝历史记忆书写和传播的重镇,早在万历初年,巡抚都御史宋仪望和苏州知府吴善言等人即在吴县雍熙寺西桥右建表忠祠,祭祀苏州知府姚善、太常寺卿黄子澄等靖难忠臣,这为以黄溪史氏为代表的部分江南士人参与到建文帝故事的创造和推广当中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另一方面,史氏族人与建文遗臣嘉善人袁顺的后裔及建文逊国故事的早期记录者王鏊、祝允明之间曾保持着长期而密切的往来,熟悉各种不同来源的建文故事叙述体系,具备进一步创造逻辑上更加严密、叙事上更加完整的从亡本文的丰富素材。出于现实的需要,利用既有的靖难野史资源,拼合出一部以先祖为主人公的建文史学著作对于黄溪史氏来说并非难事。

  由黄溪浜东房的史册和苏州皋里房的史兆斗联合创作的《致身录》,正是在之前既有建文传说故事的基础上增加了新人物“史仲彬”,以自编年谱的形式讲述了另一版本的建文帝逊国事略。《致身录》取“事君致身”之义而名之,以表彰从亡诸人的忠义之行:“此书曰致身,中所述者,即事君能致其身。”重点既在表彰从亡诸臣,故在原有逊国说的基础上,将之前史籍中一些不愿效忠新政权且有名有姓的隐遁之臣亦添加进从亡忠臣名单之中,制造了一份完整的建文从亡群臣图谱。故自流传之始,即扮演着与以往建文朝史著完全不同的角色。该书既承袭了此前的建文传说,也创造了新的故事版本,尤其是包括史仲彬在内的二十二个随同建文帝流亡各地的臣子们的经历,成为该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示出与以往建文史著不同的旨趣,故能在晚明建文朝历史书写的诸多文本中脱颖而出,赢得一席之地。特别是那些褒扬忠义、笃信建文君臣出亡的学者,竞相传读,着力推荐。一时间,“不读书不谙事之人,间为所惑,即名士辈,亦有明知其伪,而哀其乞怜,为之序论”。

  “史仲彬”这一人物很晚才出现在建文传说体系中。在此之前,无论是史鉴《西村集》中的《曾祖考清远府君行状》,还是吴宽《匏翁家藏集》中的《清远史府君墓表》,皆称之为“史彬”,身份乃洪武至宣德初年时的一介粮长,“以力田起家”,没有取得任何功名,更与“建文忠臣”毫无干系。吴宽,字原博,号匏庵,苏州府长洲县人,成化八年(1472)举进士第一,授修撰,累官至礼部尚书。其文集有正德年间刻本,《四部丛刊初编》据以影印。其中载有依据史鉴《曾祖考清远府君行状》撰写的《清远史府君墓表》,言其粮长身份凿凿,因史鉴《行状》收入《西村集》时间较迟,《墓表》成为考证史彬事迹更具原真性的版本。

  《致身录》将史仲彬的官职定为翰林院侍书,并不惜笔墨,用近二千字历述其洪武至建文间的为官经历,使其朝臣身份以假乱真;其晚年为保护建文帝而下狱身死的履历:“尝有以奸党告者,虽获宥于上官,心尝惴惧。……从亡一节,为仇家讼,凡一十有七,竟以此死”,则为后续的请祀追恤活动埋下伏笔。署理南明政权平反靖难臣子一事的李清,曾经叹到“若非先臣吴宽集内载彬墓志甚详,而安知从亡之说,又安知从亡之数十人皆赝”。经过《致身录》的铺陈,名列“从亡诸臣”的史仲彬,俨然成为建文帝出亡时的第一功臣。

  对于“史彬”之名为何要增一“仲”字,史兆斗曾做过专门的解释,说是“史仲彬”才是本名,史鉴撰写《行状》时有意“于公名上去一‘仲’字,以避祸子孙”。姓名上的不同,固可作技术上的处理,身份上的巨大差异却委实不易解决,故自《致身录》甫一问世,史仲彬的全新身份即饱受时人非议。钱谦益列举出十条理由,证实《致身录》确属伪造,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作致身录者,涉猎革除野史,借从亡脱险之程济,傅合时事,伪造彬与济往还之迹,以欺天下。”

  相对于《致身录》文本的真伪之争,该文本出自史氏族人之手却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异议。如果以此为出发点,至少有以下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追问:一是史氏族人为何执意要绕开史彬的既有履历去重新书写家族的早期记忆?二是黄溪史氏集数代之力,前赴后继地投入到《致身录》的创作与传播当中,这背后有着怎样的现实利益关系呢?以往学者多从朝廷政策、社会风气、读者需求等角度进行考量,从黄溪史氏内部寻找《致身录》流传的动机尚不多见,即便有也仅停留在史氏后人藉揄扬先人事迹抬高家族声誉的层面,并未涉及明末清初江南社会经济变迁的时代背景,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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