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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星]现代民俗学应该把乡愁与本真性对象化
  作者:周星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1-03-15 | 点击数:12682
 

 摘要: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中国民俗学,在进入21世纪后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民俗学既有的传统理念、范式和方法论等,也因为需要直面当下普通民众极其多样性的生活文化实践而显得力不从心。于是,近年来有关“现代民俗学”的讨论便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在将传统民俗学和现代民俗学予以对比的基础上归纳现代民俗学的基本特征,进而指出现代民俗学在中国的成长,必须要将“乡愁”和“本真性”对象化。

关键词:传统民俗学,现代民俗学,乡愁,本真性

作者简介:周星,日本神奈川大学国际日本学部历史民俗学科教授。


  中国民俗学自1918年北京大学兴起的歌谣运动以来,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和积累,为国家的文化建设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民俗学当仁不让地积极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对国家的文化政策产生了重大而又积极的影响,同时在全社会层面大力助推传统文化复兴及文化遗产实践,迅速地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科学及人文学术领域的“显学”。但与此同时,民俗学自身的既有范式、概念、方法论和学科体系,却也出现了捉襟见肘的窘境,尤其在面对当下波澜壮阔的民众日常生活实践和多学科交汇融通的局面时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于是,近些年在民俗学界的学术讨论中,有意无意地就会在很多场合出现“现代民俗学”这一用语,从而反映出民俗学拓展和创新的方向性。那么,究竟什么是现代民俗学?对此,目前确实还比较模糊,尚未形成真正的共识。本文拟就现代民俗学的相关问题进行初步的整理,以便为积累共识提供必要的基础。

  一、有别于传统民俗学的现代民俗学

  在中国,简单地把现代民俗学和传统民俗学予以对置或并列,也许并不是很合适。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为了使问题意识更加明晰或者单纯化,特意去追问现代民俗学的特征为何,那么,在理念上把两者略做区分,进而探讨传统民俗学和现代民俗学之间究竟有哪些不同,倒也未尝不可。当然,对于这个问题的任何描述或归纳,很可能都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即便如此,如此的尝试仍然不乏意义。

  大体上传统民俗学与现代民俗学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别:

  首先,传统民俗学比较偏向于朝“后”看,比较执著于文化“残留物”的研究,比较热衷于追索某种民俗事象的起源和其原初的功能与意义,往往对于过往的事物赋予较高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说是早期民俗学的特点之一。相比而言,现代民俗学则是较多地朝向“当下”,关注普通民众当下的日常生活,关注当下的民俗事象,即便它依然较多地讨论“传统”,那也是在当下社会语境或文脉中的“传统”。大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民俗学就出现了朝向当下的发展趋势,这不仅反映在钟敬文对民俗学作为“现在学”“现代学”的属性认定,也反映在高丙中对“民俗生活”及“生活世界”的解说;不仅体现在徐赣丽对民俗学研究之“时空转向”过程的把握,也表现为笔者把“生活革命”纳入民俗学研究视野的思考。朝向当下,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民俗学家之间的重要共识之一。再进一步,现代民俗学在中国还有了朝“前”(未来)看的期许,亦即把普通民众在其当下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创造和秉持的文化,看作是连接、继承或将过去的“传统”再生产出来的成果,进而更把它们视为民众创造其未来幸福生活的基础。

  其次,传统民俗学比较倾向于本质主义地看待民俗和传统文化,往往相信或假设民俗有所谓的原生态、纯粹性,甚或倾向于相信或直接就认定在传统文化或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里内蕴着本真性,或认为其内凝聚、浓缩或隐藏民族国家或文明历史的伟大精神,而民俗学家的任务就是发现它们或把它们发掘出来。相对而言,现代民俗学更愿意直面普通百姓的现代日常生活,倾向于建构主义地看待民俗和文化遗产,不太承认民俗有所谓纯粹的原生态,而是把民俗主义视为是社会文化生活的一种常态。换言之,现代民俗学在承认传统民俗文化应该成为现代国家建构其国民公共文化的最为重要的资源的同时,更加倾向于追问并探索将民俗或生活方式视为普通民众建构其日常幸福的基本路径。这里所谓的本质主义,就是相信或认为事物具有某种永恒的本质,若以春节民俗来说,过年放鞭炮就和“年”“年味儿”的本质有关,必须放,否则,就不算是过年。所谓建构主义,就是相信或认为年和鞭炮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人为建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语境变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有可能解体或改变。类似这样,在民俗变迁的过程中其实是有多种力量的参与,正是人们的建构性实践为民俗和生活文化提供了必要的动力机制。

  第三,传统民俗学比较固守民俗学概论性著述对民俗分类的那些条条框框,例如,衣食住行、婚葬嫁娶、节日岁时等等,存在着如施爱东批评的那种“概论思维”,对于超出这些框架或规范的事象或者兴趣不大,或者不承认其为“民俗”。虽然在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史上,一直存在着“不断扩张的学科意识”,存在着不断扩充其研究范围,扩展其研究对象的趋势,亦即从歌谣、谚语、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民间口头文学,逐渐扩容至包罗广泛的“民俗”或“民间文化”的过程,但民俗学家依据自己想象的民间文化,或套用自己认定的民俗分类,也就难免形成偏见或先入为主的判断。相比之下,现代民俗学则没有那些基于民俗分类的设限,故在面对无限丰富的民众生活文化实践时,较为容易不断地发现新的课题领域。在此不妨借用一下美国民俗学家丹·本-阿默思对民俗的定义,亦即发生在小群体内部的艺术性交流,或者说小群体内的艺术性交际便是民俗。这个定义在现代民俗学看来,确实是有助于拓展民俗学的想象力,存在着可以拓展的很大的学术空间,例如,“汉服圈”的文化实践、盆景爱好者小群体的活动、“茶人”们的品茶聚会、动漫粉丝的“圣地巡礼”等等,许多在较为保守的民俗学家看来、根本就算不上是“民俗”的文化实践,都不妨成为民俗学的课题。

  第四,在民俗调查和搜集研究资料的手法上,传统民俗学偏重于“采风”,现代民俗学则较为严谨,主张在深入的民俗学访谈的基础上,同时借鉴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和社会学的社区研究方法等。采风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特定的涵义,它主要是指为政者派人去各地采集民间的谣谚,由此来观察或判断各地风俗的良莠或知晓民情,以资政。如果说采风在古代更多的只是一种理想化或浪漫化的政治文化设计,那么,在20世纪早年的中国歌谣运动中,它确实是成为朝向民间搜寻口碑文学资料的实践。相对于此前只重文献、文本、文字史料的传统学问而言,去民间采风也是一种革命,也有它的价值和贡献。但从现代民俗学的要求看,采风往往难以达到专业的田野调查所必须的水准。在歌谣运动的进程中,1925年4月30日至5月2日,由风俗研究会组织展开过妙峰山调查,它在中国民俗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但其调查方法依然有采风的痕迹,例如,逗留时间有限,缺乏深度访谈等。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民俗学专业的博士学位论文,均要求较为严谨、扎实和深入的田野工作,从而逐渐地在中国民俗学中形成了超越浮泛采风的风气,可以说,这种变化也是现代民俗学在中国迅速成长的一个重要侧面。采风通常是同时自诩文人的民俗学家的惯常手法,它较为灵动轻快,成果经常体现为感想式小品文或杂文,而田野工作则是现代民俗学家成长的必由之路,其作品往往是较为厚重的民俗学学术专著。

  第五,传统民俗学比较喜欢沉溺于乡愁、怀旧甚或复古的浪漫幽思,经常以传统民俗的守护者自居,喜欢推出丧失性叙事,喜欢扮演抢救文化的英雄。现代民俗学则是应该把“乡愁”作为一种世态或世象(世相)来看,倾向于把它纳入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之中。

  综上所述,现代民俗学这一表述,并不是基于时间断代而界定的,当然它也不是为了贬损传统民俗学而出现的。现代民俗学是由传统民俗学成长而来,相对于传统民俗学而言,它目前还很不成熟,做起来不容易,面临的苦恼更多,其对于民俗学家的视野、学识和勇气要求更高。必须指出的是,在传统民俗学和现代民俗学之间,存在着很多具有连续性的课题需要格外引起重视,本文在此提及的乡愁和本真性的问题,便是如此。

  二、超越家乡民俗学的现代民俗学

  中国民俗学作为“家乡民俗学”的特征,已经被安德明所揭示;但是,和“家乡”这一范畴密切相关的“乡土”“地方”“乡愁”“民间”“故国”或“祖国”等一系列概念,尚未逐一地被民俗学界所认真检讨过,它们好像是不言自明的,民俗学家们通常是不假思索、没有任何抵触或反思地直接使用它们。

  与家乡民俗学这一特征有关,中国民俗学和乡愁的关系也几乎不需要特意去论证。众所周知,歌谣运动的发起人和早期参与者们,大都是搜集家乡的民歌、民谣,多具有把家乡浪漫化的倾向。不少民俗学家在论及过往旧时的风俗事物时,常以怀旧心态处之,主要是凭个人的记忆而非学术的调查对其进行描述。民俗学家对于乡土社会的旧俗,往往持有自我矛盾的立场,一方面要启蒙或教育民众,试图通过移风易俗去改良社会,另一方面又每每沉醉于乡愁,对过往旧俗表现出惋惜、留恋的情绪,秉持追求回归、回首以及向“后”看的意趣。

  虽然乡愁为民俗学带来了很多机遇,为民俗学提供了某些存在感的依据,也为民俗学提供了需要去加以满足的大面积的情感性需求,但是,沉溺于乡愁的代价,则可能是认知的误区,乡愁弥漫的民俗学也因此无法成为现代的学问。有部分民俗学家倾向于将个人(或文人)的乡愁投射于“民俗”或传统文化之上,并为其赋予纯粹、固有、正宗、本真、审美等很多正面价值,甚或把与之对应的“现代”(生活方式)视之为丧失、破坏、变异、不正统、非道德等,予以负面评价。显然,如此情绪化的价值判断,很可能会妨碍到民俗学家的学术研究水准。

  如果说传统民俗学满足于乡愁的“红利”,那么,现代民俗学却有可能受累于乡愁,因为它会影响到民俗学家的学术判断力,进而影响到民俗学所能够为社会公众提供的新知识的品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由于传统民俗学每每因为纠缠于乡愁和怀旧的情感、情绪之中,自然也就比较容易对民俗、传统或文化遗产形成类似于原生态、纯粹性或本质主义之类的认知迷思,在此种背景之下,相关的民俗学著述所不断地生产或大量地再生产出来的知识,多少就会存在一些令人心生疑虑的问题。

  如果我们直面乡愁,也就不难发现乡愁是全人类所共享的感情形态,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任何阶层的人群里均有表现。所谓乡愁,亦称怀旧感或怀乡病,一般是指身在他乡异国而怀念故乡祖国的情感,也被用来描述对过往的旧物陈事深切缅怀或感慨万千的复杂情绪。虽然乡愁被学术界关注、定义或予以认真研究,大概是始于18世纪前期的欧洲,但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关于乡愁的广为人知的案例,例如,楚汉相争中“四面楚歌”的典故,南北朝梁时的南阳人宗懔旅居北土时的思乡叙旧之作《荆楚岁时记》后来成为中国民俗史的经典之一,还有唐诗宋词对乡愁的深切而又生动的描述与表现等等,均说明乡愁在中国文化史上始终是一个备受重视的主题。乡愁按照时空的阻隔可以有不同的类型。离乡思乡,从异乡对家乡故土的乡愁,从异国对祖国的乡愁,从城市对乡村的乡愁,属于因为空间的阻隔而促成的类型;至于年迈者对童年、青春时代的缅怀,久别重逢的亲朋好友的叙旧,以及从现代想象古代的思古幽情,身处当下的富足生活而对业已逝去的从前那些艰苦朴素的日子的伤感回忆等等,则是属于因为时间的断裂而促成的类型。

  乡愁还具有审美性,它可以同时被理解为一种审美行为。乡愁表述通常是基于回忆、记忆展开的,在多数情况下,它并不是对有关过去、家园、故乡或传统等的事实或真相的原封不动的复制与反映,而是追求挽歌式的美感。根据现在当下的情感需求将缅怀或念想的对象予以理想化和浪漫化,乡愁乃是有距离(时空阻隔)感的审美与主观想象。乡愁美化过往旧时,它把过往旧时美化为失却的和谐,比当下更为单纯质朴,更有魅力,也更加英雄主义。近几年通过网络视频走红的李子柒现象,也正好就反映了乡愁的浪漫化,由此可知,乡愁不必依赖当事人的亲身体验,而是可以依据第二、三手的信息,经由联想、想象和互相的渲染,从他人的表象中获得类似感受。这个例子也说明,在当下的中国,消费乡愁成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乡愁审美消费的范围从民俗文化到日常生活,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始终存在将很多传统民俗污名化的问题,认为它是封建、迷信、落伍或至少是低俗的;其后的民俗文化复兴,使其正面价值逐渐得到一般公众的认知;进入21世纪,民俗文化进一步被审美化。从污名化到审美化,乡愁便是推动此一转变的重要力量。若是从民俗学及文化人类学的学术立场出发,无论是污名化,还是审美化,都有可能因为偏见而妨碍到学术研究的品质。必须指出,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乡愁在建立美感的同时,常有可能极大地改变甚至扭曲历史叙事,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犹如“红二代”去平壤满足乡愁,老知青返乡怀旧,以及殖民地乡愁、文革乡愁等等,多少都难免存在将苦难的历史审美化或浪漫化的问题。

  乡愁还具有一定的批评性。在将旧时人和事或故乡、他者予以美化或理想化的同时,乡愁往往也就表达了对现实当下的失望、不安、不满、没有归宿属感等复杂的感受,以及对当前不确定性的焦虑。在中国,乡愁表述往往蕴含着对都市化和生活革命的逆反情绪,或对现代化进程的某些抵触。乡愁表述中往往暗含批评的意味,并总是伴随着现时下的某种缺憾、缺失、空落感,因此,社会性的乡愁尤其在激荡、剧变和快速流动的时代与社会中较为浓厚。乡愁经常导向对旧时过往的正面评价,不加掩饰地怀恋过去的美好时光,把乡土社会描述为和谐、道德、诗意般栖居,把传统文化描述为纯粹、地道和正宗、富于本质性的精神价值。乡愁表述多以丧失性叙事为特点,中国目前最常见的丧失性叙事,便是就流失、变异的传统民俗大声疾呼,为其感到惋惜和焦虑,疾呼抢救和保护。例如,在有关文化遗产的“话语”中始终不乏乡愁表述。

  乡愁可以是推动社会文化实践的力量。乡愁的力量中内在着情感的寄托,有感动、渴望、理想主义和时尚等多种复杂的感受与涵义。中国社会一年一度的“春运”,正是人们为满足其乡愁而涌动的巨大力量的真实体现,而抚慰人民的此种乡愁,由于符合民众对幸福感(团圆)的体味,自然就能成为善政的实践。不可逆转的都市化及生活革命进程,促成了当前中国社会生活及大众文化对于乡愁的集体性趋好,于是,满足或抚慰乡愁的需求也就能够成为文化产业的动力,诸如,文化创意中的乡土元素、旧货市场、民俗旅游、文化遗产日、古村镇、古文化街等等,或多或少都和满足民众的乡愁需求有关。乡愁的表述并不完全是被动的,它也可以是积极的选择。所以,它也能够成为推动当下社会的一种动力。人们经由选择性记忆而对过往旧时的生活印象予以重新的建构或编排,由此就可以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催生或创作出新的仪式和文化,进而形成或产生出新的认同。21世纪初以来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基于丧失性叙事的乡愁表述或旨在文化寻根的诉求,在这个运动的过程中,文化遗产成为现代社会里文化再生产的机制。

  民俗学和乡愁是如影随形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民俗学也是当代社会抚慰乡愁的机制之一,传统民俗学总是倾向于强调旧时乡土传统的美好侧面。民俗学的起源曾受到“古物学”的影响,当时的人们对古物的嗜好,和当今中国社会对老器物、旧家具、古董品以及民俗文物等的怀旧或迷恋并无二致。近年来,中国民俗学界出现了究竟应该如何去理解和超越乡愁的追问,一部分民俗学家开始意识到民俗学需要和乡愁做明确切割,乡愁应该成为现代民俗学之学术自觉的对象。

  在现代民俗学看来,民俗学需要将乡愁相对化、客体化、对象化,并与之保持清晰、适当的距离。研究乡愁乃是超越它的必由之路。把乡愁作为研究对象,也就不难发现乡愁总是现代社会中日常生活的一个现实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现代社会里的人们将其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路径之一。通过对乡愁相关问题所进行的反思,民俗学惯常使用的一些最为基本、核心的理念和方法也将得到再次检验,例如,遗留物、传统、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民俗的理念,本真性与本质主义的理念,口头传承的理念,口述史和采风的方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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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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