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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直面本真性困扰的现代民俗学
伴随着乡愁的丧失性叙事，通常是和经不起推敲的文化纯粹性、本质主义的民俗观互为表里的。当执著追求本真性的民俗学家宣告某一种民俗文化形式已经失传或濒临消亡，那也就意味着物以稀为贵，这自然就会促使一些人去搜寻、发现、发掘那些尚且存留的被认为是原汁原味的民俗。和乡愁之类在传统民俗学看来似乎不需要予以检讨论证，而在现代民俗学看来需要予以超越的情形一样，长期以来，还有本真性的理念一直为传统民俗学所信守、接纳或加持，但在现代民俗学看来，它却是需要认真反思的。
诚如美国民俗学家瑞吉娜·本迪克丝所指出的那样，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也无论哪个国家或民族，在人们的生活世界里，总是充满了无数自诩拥有本真性的人和事，包括传统民俗与文化遗产在内，民俗学往往就是最经常地被当做寻求、认证其本真性的载体或路径。从江湖郎中的祖传秘方或历代御医真传的自吹自擂，到真真假假的古董(或文物)市场；从国学大师自诩掌握的文化真谛或精髓，到汉服运动的本质主义表述；从族群辉煌历史的建构，到地方政府推动的土特名产品牌计划……，当下中国社会中绝大多数的文化创意，大都需要朝向本真性不断靠近，人们以各种可能的手段给他们期许的事物、人物和理念赋予本真性。这些事物、人物或理念被建构或塑造成功的过程，同时就是被本真性化的过程。
对于本真性的加持和对于乡愁的赞美，正是传统民俗学的基本特征，前者看起来似乎是较为理性的，后者似乎是较为感性的，但它们都和对于民俗文化事象的本质主义认知密切关联。在现代民俗学试图努力地去超越本质主义认知局限的大趋势当中，民俗学家们自然就需要重新思考一下涉及本真性理念的相关问题。
本真性理念的历史和构成是复杂的，人们对于本真性的追求或执着的动机也是颇为复杂的，既有情感的层面，也有功利的层面，进一步还有价值及意义的层面。像鞭炮之于“年味儿”或坚持认定“月是故乡明”，大概就是情感的本真，它有可能涉及人们的幸福感。当汉服同胞们宣称汉服内涵着本真性或纯粹性时，那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们自诩掌握了一些不为他人所明晓的多少有些神秘的文化资本。乡绅们在宗族的族谱里，把祖先设定为某位历史上的大人物，刚开始时可能是出于功利的动机，可一旦被后人笃信不疑，就不仅达致情感的层面，或许还涉及价值和尊严感的层面。不仅如此，中国社会的公共媒体和知识界，同样是在持续不断地致力于生产不同的本真性表述，例如，把某种民俗说成是某个地域永恒不变的代表性文化，或者把某些传统说成是国家或族群的文化之根或DNA之类。这类表述在民俗学的专业文献里也经常可以见到，但问题是它们几乎都没有经过认真的论证。在民俗文化的建构实践的层面上，人们经常是不得不与现实相妥协，但本真性的理念却总是以各种方式不断被顽强地表象出来。
无论是朝向过去的传统民俗学，还是朝向当下的现代民俗学，当民俗学家在进行具体的调查研究时，往往都会遭遇到研究对象的乡愁表述或本真性诉求。相对而言，传统民俗学容易迷失于本真性的这些言说本身，经常不加质疑、不加掩饰地为其加持。传统民俗学倾向于对这类本真性表述予以接纳和默认，因为发现这类本真性或纯粹性之类的价值，往往也正是传统民俗学家自命不凡之处，传统民俗学还会进一步把它们升华为乡土的真髓、民间的价值，乃至于族群或国家文明史的本源。对于民俗或传统文化不断地追认或附加此类本质、意义或价值的一整套表述，在传统民俗学中畅通无阻。换言之，传统民俗学不以本真性为问题，而是把它作为自己的“文化资本”，因此，传统民俗学不仅共感之，还会强化之，甚或亲自编排本真性，以便使自己在由文化权力所主导、主营的知识市场上备受青睐。
如果说传统民俗学面对本真性问题时是不加甄别的，那么，现代民俗学的立场则有所不同。现代民俗学所生产的知识不再刻意追求本真性，不再以宣称掌握了民俗知识的本质性内涵意义的方式去获取学科或个人的利益。现代民俗学发现本真性问题远非那么单纯。民俗学家在试图理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理念和价值观的时候，经常会发现他们也有自己的对于本真性或类似价值方面的执着，作为学者，理所当然地应该尊重和理解普通老百姓的此类表述和追求，也应该追问他们的生活中为什么需要这些本真性，民众对于他们当地文化的本真性表述又是如何看待的。对于民俗学家而言，普通民众在他们的生活文化中所创造、建构或相信的本真性，亦即在生活中对“地道”之物的追求自有其正当性，因为这对于他们自身的日常生活(过日子)或人生是有意义的。现代民俗学的立场是要求民俗学家去诚挚地尝试理解老百姓为何有如此的需要，亦即把人们的本真性追求视为一个民俗学问题。
当然，在老百姓的生活实践的意义上，本真性对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为俗凡人生建构出目标、价值、意义或满足其幸福感是重要的。但另一方面，民俗学家在其经验研究的田野现场，或在访谈调查的过程当中，又很容易发现各种本真性表述的破绽。作为研究者，他自然会对某些具体事象的真相或相关陈述表示质疑，往往倾向于信守学者的立场，去对基本事实做一些认定或澄清，进而也会推出和访谈对象的本真性表述不同的作为学者的论述，他不能够也不应该马上无条件地接受在地生活者的本真性自我建构或其表述。作为学术研究，从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出发，民俗学家当然也不宜简单地认同、加持或赞美那些往往缺乏基本事实支持的有关本真性的人造神话。然而，在其他一些场景下，当民俗学家面临甚或参与诸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相关事务，或在族群层面的、地域社会层面的、国家文化建设层面的民俗文化陈述或相关话语建构中，又往往倾向于默认或为其加持本真性，从而较少对它有所质疑。在这里，民俗学家就很容易把自己置于一种悖论或自相矛盾的境地。
现代民俗学试图摆脱上述悖论，其做法之一便是不再谋求绝对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也不再简单和不假思索地加持或判定本真性。当面对本真性建构或表述时，不再纠结于对客观事实的认定，而是试图去理解为何会有此类建构与表述。民俗学家不需要像历史学家那样去确认人们的历史陈述是否真实，对于看起来“虚假”的资料弃之不用即可，民俗学家需要了解人们如此陈述的意义，需要去理解讲述者或生活者对其本真性表述的真实情感。因此，神话传说不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却可成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像族谱里的始祖神话固然不被承认为信史，却也是本真性建构的一种，或者是基于血缘凝聚所需要的情感真实。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风水先生”和“风水研究者”的区别。日本学者渡边欣雄在中国做风水的田野工作时，曾不得不多次对别人解释自己并不是风水先生，而是研究风水的学者。研究者向风水先生访谈或学习涉及风水的各种知识，既不需要对其“迷信”大加贬损，也不需要对风水故事的“真相”或本真性表述全盘认可。他需要尊重风水先生和他所讲述的知识，却不需要为其知识背书，更不应该被其所同化。在这里，现代民俗学追求的是对民众生活及其知识的理解，而不完全是对客观事实之真伪虚实的认定，亦即不把追问(与本真性有关的)事实与否作为自己的学术目标，而是透过人们的陈述和对本真性建构过程的分析，揭示生活者对于他们自身历史的认同、想象与诉求。换言之，现代民俗学不是把生活者的本真性表述，甚或是走火入魔地违反我们的常识所执迷的对象或内容视之为经验事实，而是视其为情感的真实，当然也不排除其中有基于功利性的建构和对意义的追寻。
四、结语
乡愁表述和本真性诉求是传统民俗学和现代民俗学均会遭遇到的、无法回避的、具有连续性的普遍现象。如果能够把乡愁、家乡、本真性这一类在传统民俗学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概念或理念逐一探讨，民俗学就会达成作为学科的一种“文化自觉”。传统民俗学不仅不以它们为课题，还对它们甘之如饴；相比之下，现代民俗学的课题意识则应该是把乡愁和本真性对象化。
既然民俗学家擅长于从身边日常的理所当然提出问题，那么，也就不妨先从民俗学家自身以往没有质疑过的诸如乡愁、家乡和本真性之类的民俗学常识提问题。不再把乡愁之类的情感、本真性之类的理念视为民俗学的理所当然，而是将其视为现代民俗学的关键词予以探讨，那么，本真性也就不再是固化的、定型的一套说辞，而是一系列建构和创造的过程。现代民俗学应该将本真性的理念、说辞或相关神话，进而还有各种本真性被建构出来的过程，全都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视野之内，尽力使之成为民俗学研究所能够检验的对象，这才是现代民俗学面对本真性困扰时的立场与出路。
近些年来，已有部分中国民俗学家开始认真地思考相关问题，但还远远不够，还应该有更多的民俗学家参与讨论才好。因为每当民俗学的研究成果有可能被应用于张扬“文化民族主义”或被作为建构地域的、族群的“优越感”的依据时，民俗学家对于涉及乡愁的抒情或有关本真性的神话般说辞及赞誉，往往就容易失去冷静的判断。犹如沉醉于乡愁，就容易失去对乡愁现象本身以及很多相关问题的判断力一样，执迷于本真性的民俗学也非常容易为它所困扰，并有可能因此而丧失研究者的主体性立场。简言之，现代民俗学应对本真性和乡愁问题的立场，就是把它们均视为研究的对象，为此，也就需要和它们保持适度的距离。
（本文刊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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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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