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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靖]美国女性主义民俗学研究的理论之路
——20世纪70至90年代
  作者:李靖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1-01-02 | 点击数:7072
 

摘要:美国女性主义民俗学研究从上世纪70年代发端以后就被认为是一个经验性的领域。在此以后的二、三十年间,理论化的重要性被一些民俗学家提出。评析反思这期间的重要研究,特别是围绕女性民俗中所体现出的女性权力问题,一方面帮助我们勾勒出女性主义民俗学研究的理论发展轨迹;另一方面引导我们去思考这样一个新的视角如何与美国整个民俗学科对话、这个领域对民俗学的贡献、其自身潜在的局限性以及理论化究竟意味着什么等问题。

关键词:女性民俗;女性主义;社会性别;女性权力


  虽然对女性民俗的关注可以追溯到美国民俗学史的早期,但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民俗学家把女性更多地视为民俗资料的载体,“搜集与健康、符咒、游戏、及各种信仰、风俗有关的信息”。虽然极少数民俗学家的研究中对社会性别如何影响民俗的创建及表演有所呈现,但女性的创造性及表现性(expressive)的文化行为则处在学科研究的边缘,被置于既定的民俗类别(genre)之外。

  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女性主义的崛起,用女性为中心的理论框架来探讨社会性别问题影响到诸多学科。在美国民俗学界,一些学者致力于让沉默的女性民俗浮出水面,在1973年的美国民俗学会上首次进行了关于女性表现性文化(expressive culture)的专题研讨,女性主义民俗研究第一次登上了民俗学科的正式舞台。在此后的二、三十年间,美国女性主义民俗研究经历了一个走向理论化的发展轨迹。尤其在九十年代期间,女性主义民俗学者自身有意识地呼吁和集中探讨理论化,成为了这一领域成熟化的一个标志。

  对于一个学科而言,理论化是一个如何从一定的视角来引导对该领域的理解和阐释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对所研究领域的知识进行着再生产。这个过程既非是静态的,也不是无张力的,而是一个与其它视角进行对话碰撞的过程。那么对于美国这一历史时期的女性主义民俗学而言,其研究视角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发展的?这样一个立足点对民俗学学科的挑战及贡献是什么?同时女性主义民俗学研究作为一个充满意识形态性(ideology-laden)的视角是否也有潜在的盲点?走向理论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倾听沉默的女性民俗

  从1973年美国民俗学年会上关于女性表现性文化的专题研讨到1975年《美国民俗学刊》的专刊《女性和民俗:形象和形式》,女性主义民俗研究以新视角新领域的姿态正式进入美国民俗学界的视野。在这一发端时期,女性民俗形式的特征及女性对民俗形式的使用成了学者们关注的主题。

  学者们指出,在美国民俗学研究的具体实践中,不仅社会性别的视角缺失,而且女性民俗形式常常被忽视,对一个群体或者社区的艺术表达世界的界定常常以男性民俗形式为标准。虽然女性表现形式同样地有机有序、有章可循,但是这些形式“或者被男性的模式界定,或者被归属到不被认可,缺乏表达性的类别中”。马塔·韦格尔(Marta Weigle)认为这种“性别歧视化(sexist)”倾向在以往西方口头艺术的研究中有着突出的体现。比如说,男性表演的口头艺术形式,如神话,被认为是对一种文化的审美及道德领域的最好描绘,而传闻说道(old wives’tales)则被贬低或者不提。然而马塔·韦格尔指出这两种各具独特风格的形式作为叙述艺术是同样有意义、有价值的。它们的意义和价值是对同一个文化中不同的文化群体而言的。

  这种对女性民俗内在独特性和价值的强调不仅呈现在女性主义民俗研究的发端期,而且也是以后贯穿此领域发展过程的主题之一。比如,在谈到口头艺术表演中的言语(speech)风格时,罗杰·亚伯拉罕斯(Roger Abrahams)和苏珊·凯斯克(Susan Kalcik)指出,和男性的言语风格不同,女性的表演可以称作是一种“协作式表演类别(collaborative genres)”。表演者的角色从一个成员传递到另一个。即使妇女们未必在内容上有着一致意见,但她们在这个过程中互相协作并支持彼此的表演。在物质民俗中,缝被(quilting)是体现这种参与协作性的一种传统的女性民俗形式。与解读文化产品的研究视角不同,女性主义民俗学关注的是这种民俗形式的实践过程。对缝被者来说,这种民俗活动的意义在于参与性的劳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妇女之间的口头交流是其审美及价值观的一种表达和交换,是这种民俗艺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产品只不过是对这些表达的一种外化和物质化。因此,要理解这种女性民俗艺术的意义,这些妇女的生活及缝被的生产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出发点。

  此外,在探讨女性如何使用民俗形式的研究中,这种以女性为中心的视角也得到了突出的体现。比如,在对女性讲笑话的研究中,卡罗尔·米切尔(Carol Mitchell)和雷切尔·索茨曼(Rachelle Saltzman)指出,作为一种口头艺术,其实践是因群体和语境的不同而不同。女性可以运用所谓的男性笑话形式,即以男性表演者和听众为主,以搞笑和嘲讽女性为特征的笑话类别。在这种逆转性的反表演中,这些笑话不仅为女性提供了一种已具有文化许可证的表达形式,同时也成为折射女性视角的有效途径。

  由以上研究可见,这一发端时期的女性主义民俗学通过为女性民俗形式的“正名”,拓展了当时民俗学科研究的领域和视野。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新的视角之所以能有所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益于当时主流民俗学界的表演理论。七十年代表演理论的应用对美国民俗学界的意义远远超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它代表了一种思维方式和研究角度的革新。当学者的视角从文本转换到语境,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立体现时、丰富复杂、充满生机而又流动变幻的民俗世界展现在他们面前。这种全新的图景让置身于其中的民俗学家重新界定自己的学科及研究体系,包括对奠定此学科的基本概念的反思,比如“民众”、“民俗”、“传统”、“真实性”等等。这种反思革新性,尤其是对表演语境、表演者及表演过程的关注,对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民俗学来说提供了一种可能和有效的工具,使得学者们能够更好地认知女性民俗的内在独特性及不同文化不同群体的民俗实践者的表达、视角、经历及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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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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