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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雅萱]民间的“正统”:明清时期姜太公风物传说的时空结构
  作者:任雅萱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0-05-05 | 点击数:796
 

   

  摘要:姜太公的传说存在两种类型,一种是“役神”类传说,另一种是风物传说,两种类型来自不同传统。明清时期姜太公传说发生了重要变化,“役神”传说伴随明初礼仪改革经过从“礼”到“俗”的转变,逐渐发展为“封神”传说。然而,对明代姜太公传说的历史地理统计却显示,风物传说中几乎没有“役神”情节。在普通百姓尤其是渔民的想象中,姜太公“渔夫”形象突出。免课一说依托姜太公的图像,在明代江南渔户中流传。清代,两种传说类型融合,并形成了新的传说结构和“家神”信仰。围绕文字、图像和家宅讲述的风物传说成为新的民间“正统”。
  关键词:明清时期;姜太公风物传说;时空结构


  一、“民间”视角下的口头传统
 
  2009年,历史学者刘永华在他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了“‘民间'何在”的疑问,旨在从学术史的脉络梳理中国宗教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他的答案是当“民间”指代非官方之意时,“民间不应该被视为同质的社会范畴”,应该将其看作一个不同宗教传统相互较量与渗透的舞台,更不能低估乡民或民间的能动性。这篇文章的出发点虽然是重新思考中国宗教统一性与差异性的问题,但实际涉及到地方的传统与王朝国家“大一统”文化之间的整合。由此我们需要提出,在这样的整合中“民间”处于何种角色?
  在关于中国“大一统”文化与地方差异性的讨论中,民间信仰已成为研究者观察地方传统与国家制度整合的重要视角。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认为中国的宗教存在一个共同的系统,这使得在宗教中的各种分化都是在基本概念、象征和礼仪形态的共同语言内进行。华琛(James L.Watson)在此基础上提出“神明的标准化”过程,国家通过推行“被认可”的神明来管理地方社会,也就是说代表国家扩张的文化表现,体现在这些被国家赐予封号的神明身上。有学者对“标准化”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它过于强调中国文化的统一性,而对民间习俗和传统的延续性关注不足。当然,华琛的用意并非忽略神明在地方社会所呈现的多样性,反而在他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水上人、拥有土地的精英以及清朝官方对天后持有的不同态度,以及神明对于不同人群有着不同的意义。
  科大卫和刘志伟指出“标准”与“正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正统”并非只来自国家,在“异端行为”(heteropraxy)中也有自己的正统。同时,他们认为“正统”是在不同地点和时间的历史过程中,通过师传关系、文字传播以及国家制度推行而产生的结果。但不可否认,至迟到清代识字人群还是少数,而师传和国家制度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字的书写与传播,比如士绅和道士的师承系统。即便我们今天跑到乡村中找到族谱、碑刻、契约文书等民间文献,也是掌握文字群体的书写与表达。当然,这并非说明文字的书写没有影响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只是这样有着“文人”传统和国家制度渊源的文本,并不能成为我们理解地方传统的全部。在这样的逻辑中,“地方传统”似乎是一个被动的角色,或者说,通过国家“大一统”文化向大众文化层面的传播,地方传统被整合到了“大一统”内。但正如刘永华提出的疑问,“民间”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角色。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从更接近“民间”和普通民众的视角思考文化的整合?
  有学者发现,在理解国家礼制与民众文化互动关系时,民间的口头传统更加接近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对于口头传统的使用和研究历来受到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的关注。早期顾颉刚在关于孟姜女故事的研究中,已经提出唱本、小说、戏本等文本的研究价值,看似怪诞不经之谈的传说,实则隐含着古史的真相。在后现代史学观念的影响下,传说被视作历史和历史记忆的一部分纳入史料的范围。在该视野的转变下,研究者开始对传说文本本身的制作、流传以及阅读过程等进行探讨,从讲述者、文本的变化中发现其背后的社会关系及历史过程。
  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和田海(Barend J.ter Haar)等学者根据“口头传统”研究民间信仰及不识字群体的生活历史。他们运用大量的传说故事文本,透过民众的口头传统以及口述的结构性演变,探讨不同时代背景对普通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影响,以此揭示中国社会的历时性变迁。万志英在对五通神信仰由山魈鬼怪转变为财神的分析中,密切关注志怪小说中“五通”的形象及其象征与隐喻,区分强加于普通民众阶层的文化与由他们自己创造的通俗文化,以此找到了五通神信仰变化的社会经济动因。田海则在最近关于关羽信仰的研究中强调了口头文化(oral culture)对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性,他发现文献中关公的形象是口头文化的产物,该结论与以往认为关公形象受《三国演义》等白话小说影响的观点截然相反。这项研究说明口头叙事传统影响了文字书写,对于识字率不高的中国传统社会,口头文化比文字更具有社会影响力。张士闪提出“礼俗互动”的观察视角,认为“国家”与“民间”的对接在于日常生活,国家制度是建立在民众生活土壤之上的。尤其重要的是他使用在华北地区田野考察的资料,将重点放在分析村民的口头交流与叙事用语,发现“礼俗”观念是普通村民在日常生活中构建“正统”的来源。这些研究显示,口头传统的复杂性与生命力从另一路径揭示了“民间”传统的形成和演变。
  本文以姜太公的口头传统在明清以来的转变为例,分析民间社会如何构建其“正统”和想象。姜太公的口头传统伴随着其信仰的变化而转类变。姜太公的形象一直被文献书写,保存在诸如史书、杂剧、小说、地方志、宝卷、道教科仪等不同类型的文献中。关于他的传说被不同群体讲述和重新塑造。与以往研究民间信仰涉及神明有所不同,姜太公信仰不存在从一个地方神明到国家祀典的过程。他的身份自出现之初便带有“国家”或者“君臣”的观念,后被列入神仙行列与国家“武成王”,更是朝廷“礼制”和“正统”的象征,并非地方神明的形象。至明洪武年间,对于姜太公的祭祀已经不符合明代的正统礼仪。朱元璋下令罢“武成王”名号,废专庙祭祀,改为从祀帝王庙,此后国家“武圣”的身份被关羽取代。虽然如此,在清代的民间社会,姜太公却摇身一变成为了百姓的家宅保护神。姜太公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具有辟邪的法力,比如门户、窗户上多贴“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或“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此时姜太公被普通民众想象成为可以阻挡邪恶的神明。姜太公信仰的这种转变发生在明清时期,背后动因值得深究。
  以往学者关于姜太公的研究,多集中对其故里、思想、历史地位等方面进行讨论,偏重具体历史事件、《六韬》著述及以唐、宋为主的断代史研究。虽然近年来有学者关注姜太公的神话传说,但偏重于对某种建筑仪式、姜太公人物形象及历史背景的考证。对于姜太公的信仰和口头传统在民间的形态,也多从“封神”传说入手分析,对于其风物传说在明清之后的转变却少有提及。本文意在理解普通大众的心理,所关心的问题是在识字率较低的明清以来乡村社会中,民众如何依托姜太公信仰创造属于他们的传统?这种地方传统是如何与国家“大一统”的文化进行整合的?因此,姜太公传说的历史演变,尤其在明清时期,当姜太公已走下国家“武圣”神坛之后,其风物传说的嬗变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二、役神与风物:明代之前姜太公传说的两种类型
 
  根据内容,姜太公传说可大致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具有“役神”法力的传说,即姜太公可以影响或召唤与风雨相关的神明;第二是与姜太公身世有关的地方风物传说。前者主要通过文本记载流传,并不需要一个固定的地点或建筑空间;而后者是将口头传统与具体的地方空间联系在一起,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即便被记录在地方史志中,也是编纂者对当地民众风物传说的说明。若将两种传说类型均视为口头传统,那么前者是由文字记载的口头传统,后者是地方生活中的口传。但问题是被保存为文本的口头传统,究竟与民间生活口传的差距有多大?华琛提到,研究中国的神话、传说时,需要注意这些口头传统至今仍在流传和改变,并且要面对来自文字版本的竞争。被古代文本记录的传说,很多内容往往体现的是精英的伦理思想、天人感应思想以及帝王思想的投射。
  在先秦文献中,姜太公是以“勇将”“贤臣”“善兵法计谋”等形象出现的历史人物,此时他在文献中的名字多是“师尚父”“师望”。汉代,姜太公不只是辅佐君王的功臣,而且成为齐国“正统”礼仪和疆域的象征。他的生平事迹存在口传的痕迹,并且开始被神化。《史记》的“齐太公世家”是姜太公的人物传记,记录了“太公”的身世以及功绩。在司马迁的记载中,“太公望”与文王相遇的过程具有卜验的情节。“齐太公世家”中的文字,尤其关于姜太公的身世表述比较笼统,具有口传的性质,这也为后世姜太公传说的演化奠定了基础。在《史记》“封禅书”中,司马迁还提到姜太公与齐国八神的关系密切,或由太公创造而来。
  关于姜太公的神异记载代表着文字的传统。在文人的记述中,重点并不在太公的生平,而是要表现战场中太公的法力,以及带有天人感应、帝王思想的神奇经历。姜太公死后成神的最早记录,应为汉代刘向《列仙传》“吕尚”篇。刘向记述了太公成为神仙的经历。这种带有神异色彩的传说在后期进一步演化,至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中,出现了新的姜太公“役神”传说版本,且与风雨河神关系密切。在晋朝干宝《搜神记》中,太公的身份是“灌坛令”。其主要职能是保证当地风调雨顺、社会安定,这也被视为“有德”的体现。张华《博物志》将“太公”的事迹收录在“异闻”中,虽有细微差异,但故事结构与《搜神记》基本一致。在这种结构中,姜太公具备了“灌坛令”的德行与“役神”的法力,并且与齐国境内的“泰山”“东海”等要素联系起来。虽然这则传说版本出现了新的结构,但太公作为齐国权力的象征意义没有改变。不仅如此,该时期文献对《太公伏符阴谋》的转引中,有太公可以主导“四海神河伯”助武王伐纣的情节,展现他可以帮助君王在战争中获胜的能力。无论身为“灌坛令”还是主导风雨河伯神明,姜太公“役神”传说是天人感应与帝王思想的投射。
  在“役神”传说之外,还有一种围绕姜太公生平和身世为中心,与具体地方风物联系起来的风物传说。姜太公风物传说与专门的庙宇祭祀结合的情况主要集中在河南和陕西一带。南北朝时期,河南汲县(今河南卫辉市)城东门北侧建有“太公庙”,该庙前有碑刻,碑云:“齐太公吕望者,此县人也。”此太公庙是由国老王喜、廷掾郑笃、功曹邠勤等人商议建立。虽然郦道元认为是讹作,但在此之后汲县太公庙一直被当地人重修,姜太公的传说也在当地流传。另一处太公庙则位于汲县城西北二十五里处,庙宇建在太公泉上,相传是太公故居。晋武帝泰康十年(289)汲县县令卢无忌在《太公望表》中称齐太公吕望是汲县人,并自称“太公之裔孙”。大魏武定八年(550),太公庙又受到当地尚氏家族的重修,碑文由当时汲郡太守穆子容撰写。在碑文中,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