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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巧晖]新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七十年
  作者:毛巧晖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10-08 | 点击数:766
 

摘   要: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区别在于其独特的文学性与审美性,民间文学学术史即是对这一特殊的文学性、审美性阐释之历程,本文基于基本问题对新中国七十年民间文学思想发展脉络进行梳理。新中国初期(1949—1966年)民间文学在新的学术体制中实现学科独立,在沿承延安时期解放区文艺思想的同时进一步拓展;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民间文艺学的恢复,她与文化学相结合,出现了民俗文化学等新趋向;90年代伴随着民间文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交叉,以及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学科归属等问题,世纪末学人的反思中民间文学研究的本位缺失成为讨论热点;世纪之交,伴随学者对不同思潮、流派及人物的梳理与讨论,民间文学研究呈现多维视野与多元范式交杂景象。特别是21世纪10年代后文化资本、文本重构(民俗志诗学)以及伦理层面对民间文学主体的关照等多角度研究成为民间文学发展面临的新语境,这对民间文学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关键词:民间文学;思想史;基本问题;基本话语


  民间文学在民众中产生与传承,她具有区别于作家文学的独特文学性与审美性,其研究就是对这种特殊的文学性与审美性的理解与阐释。本文选取基本问题作为切入点,按照民间文学学术史中的基本问题构建历史脉络,将1949—2019年民间文学发展分为五个不同时期进行论述。民间文学在民众中产生与传承,她具有区别于作家文学的独特文学性与审美性,其研究就是对这种特殊的文学性与审美性的理解与阐释。本文选取基本问题作为切入点,按照民间文学学术史中的基本问题构建历史脉络,将1949—2019年民间文学发展分为五个不同时期进行论述。

  一  1949—1957年:民间文学体制内的独立

  新中国成立后,承继了延安时期解放区重视民间文学的思想和政策。1950—1957年,通过民间文学的思想性与社会价值,民间文学体系的重新建构和规范,以及民间文学的口头性的探讨实现和深化了民间文学在新的政治体制内的学科蜕变;在对这些问题的阐释和回应中,凸现了不同学人和学术团体的思想,它们成为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研究的关节点,同时也推动了民间文学在体制内独立的进程。

  1949—1957年民间文学领域主要通过突出和彰显民间文学的文学特性逐步构建和实现其学科独立,首先就集中于对民间文学的思想性和社会历史价值的探讨。钟敬文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发出了《请多多地注意民间文艺》的呼声,并强调民间文艺的思想性及其社会历史价值;《光明日报》开辟“民间文艺”专栏、《民间文艺集刊》亦刊发这一主题的文章。同一时期翻译了M·高尔基《原始文学的意义》等苏联相关理论。1949年以后,由于对民间文学的理解与研究发生了变化,须对民间文学研究体系进行重建和规范,其实现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民间文学概论的重新书写,如钟敬文《民间文艺新论集》(中外出版社1950年版)、赵景深《民间文艺概论》(北新书局1950年版)、克拉耶夫斯基著《苏联口头文学概论》(连树声译,东方书店1954年版)、A·M·阿丝塔霍娃等合编的《苏联人民创作引论》(连树声译,东方书店1954年版)、匡扶《民间文学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民间文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口头性。1949年以后,对民间文学这一特性在研究中仍时有触及,但在探讨中关注点出现了变化。蒋祖怡、赵景深、周扬、郭沫若、老舍皆有论及,其中朱自清《中国歌谣》超越了同时代论述。

  1949年以后,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一个特殊的群体,即解放区学者如周扬、何其芳、贾芝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影响下,形成了对民间文学新的见解。他们对《讲话》中“为人民大众的文艺”之解读,具体而言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人民的语言,特别是工农兵语言的重视。二是强调民间文艺的政治性和艺术性。钟敬文作为国统区代表应邀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的筹备会,参与了新体制内文学艺术建设工作。从他的自述中,可以看到1950—1957年之间,他逐步适应主流文艺思想,学术论述以纲领性和总结性的文章居多,主要围绕民间文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展开,这也是其民间文艺之“新”的外在表现。

  二  1958—1966年:民间文艺学的高扬

  1958年,随着全国展开新民歌搜集运动,民间文学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获得良好的发展契机,相应地,学界加强与深化了对它的研究,并形成了民间文学学术发展历程的又一高峰,这一发展进程一直持续到1966年。

  1958年开始民间文学出现了很多新现象,研究领域围绕民间文学的范围、民间文学的主流之争、搜集整理以及民间文学的人民性的讨论对其作了回应。克冰(连树声)在《民间文学》1957年5月号发表的《关于人民口头创作》较早提出了民间文学范围界限的问题,并强调民间文学不同于“业余文学”(中国称为“人民创作”或“工农兵创作”)。1958年新民歌运动开始后,模糊了新民歌与新诗的界限,新故事创作兴盛。周扬发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在他的引导下,研究者们开始思考社会主义社会民间文学的范围及其特征。1961年4月和11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下简称“民研会”)研究部与《民间文学》杂志联合召开了两次“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学范围界限问题讨论会”。1950年代中期出现民间文学主流论。“大跃进”中,出版了以民间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和“正宗”的著作;论著提出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和“正宗”的口号;报刊上对其亦充满了赞誉之辞,同时围绕“主流”问题展开了争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文学评论》《文史哲》《复旦学报》《读书》等刊发了相关文章,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研会亦围绕这一话题召开了讨论会。他们的观点主要强调民间文学是“正统”“主流”,“以民间文学为中心,改写中国文学史”等。程俊英、郭豫适、乔象钟等撰文批评这一论调,何其芳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59年7月26日起连续三期发表了《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到此,“主流”论告一段落。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民研会共同组成联合调查采风组,由毛星带队,文学研究所孙剑冰、青林,民研会李星华、陶阳、刘超参加。他们的调查宗旨是“摸索总结调查采录口头文学的经验,方法是要到从来没有人去过调查采录的地方去,既不与人重复,又可调查采录些独特的作品和摸索些新经验”。伴随全国民族识别工作,出版了各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民族自治区概况等三种民族丛书,这些有助于“调查产生民间故事的环境”。1958年第一次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任务和“古今并重”的原则,针对采录具体提出“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适当加工”的方针(简称“十六字方针”),出版了《中国民间故事选》(第一、二集),第一集中收编30个民族121篇作品,第二集中收入31个民族的故事125篇。民研会研究部于1963年邀请河南、四川、广西、江苏、安徽、吉林6个省的搜集研究者,就此举行了座谈讨论,各省参加者不仅有经验总结发言,还各自提供了若干传说故事的记录稿和整理稿,以供研究讨论。这次座谈会上提供的文章和记录或整理稿,汇编为《民间文学参考资料》的第6辑(1963年8月)和第7辑(1963年9月)。这一时期关于搜集整理的广泛和深入地探讨,是民间文学学科意识提高的一个表现。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代表解放区作了《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他指出“解放区的文艺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在今后的文艺工作中必须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精神以及新文艺的方向,也就是《讲话》所规定的“人民的”方向。延安的文学精神扩展到全国文艺界,“人民性”成为文学艺术批评的基础概念,人民性亦成为文学作品艺术性的标准。民间文学研究者也努力探析作为文学艺术共性的“人民性”。民间文学研究者特别强调民间文学是人民的口头创作,突出它与人民性的连接,试图用“人民口头创作”代替民间文学。但民间文学理论的研究成了与一般文学理论的对接及对其移植,这似乎成了民间文艺学研究的惯例,到目前为止,学人仍沿袭着这一弊病。

  1930年代初期文艺界掀起了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周扬就是在这个时期登上文坛并积极参与了讨论。1942年《讲话》确立了工农兵服务方向,回应了文学上的民间化和大众化问题。周扬作为文艺工作的领导者,参与了讨论;1949年以后,由于其特殊的领导地位,对民间文艺更是积极倡导。他通过具体文艺问题等探讨完成了民间文艺建设的任务。他在民间文学方面的研究与思考主要表现在对民间文学形式和功能的利用,强调民间文学、文化的人民性是为现实服务,坚持民间文学学习应尊重历史之原则等。周扬重视民间文学问题是为他的政治追求服务。他对民间文学和文学大众化的追求,是其构建人民的文艺之具体实施,但也不能因此忽视他在民间文学领域学术思想与观点,尤其应将其置于具体情境中进行分析与思考。何其芳的民间文艺研究主要表现在“文艺的”和“学术的”两个层面。他将民间文学当作文艺性质的读物,以文艺批评的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作为民歌编选尺度。如《陕北民歌选·凡例》中明确指出“……希望它同时可以作为一种文艺性质的读物。我们选择的标准是要求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或多或少有一些可取之处。因此,从一千余首陕北民歌中,我们只选了这样一册。”他论述了民间文学与新文学的关系,认为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生活和思想的历史,孕育于人民生活、群众的艺术,同时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各有所长。何其芳对民间文学文艺性的重视,并不意味着他对民间文学的科学意义缺乏认识。他在《陕北民歌选·凡例》中叙述编选目的时,明确目的之一就是为民俗学、民间文学提供研究材料,并对书中材料的来源、参加工作的人员、编选民歌的地域范围、民歌的写定、注释等作了全面的学术说明,同时对书中为了阅读方便而删除民歌的衬字衬语表示歉意。在他的民间文学研究中,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他对“民间”的理解。贾芝从1940年代开始参与民间文学创作与研究。最初他遵循《讲话》“我们的艺术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精神,运用劳动人民语言创作,先后在《文艺战线》《诗刊》《中国文化》《解放日报》等刊物和报纸发表诗歌多首,自此他也走上了研究民间文学的道路,正如他所说:“这一时期是建国以后我所以参加了民间文学工作以至坚持至今的最初起点。”1949年以后贾芝正式介入民间文学领域。他的工作包括管理和研究两个方面。一是他努力建设和保存民间文学研究机构,积极组织民间文学研究。具体而言:他为民研会的成立和存在而奔走呼吁;主持编辑了《民间文学》;注意与地方民间文学研究组织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他的学术研究兼顾民间文学的宏观理论与微观领域。他在民间文学分类、对象和搜集整理的理论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反对民间文学研究范围无限度扩大,主要是针对当时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合流,民间文学与群众创作等同的观点;他注重民间文学的社会价值,强调民间传说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并大力提倡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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