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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玉蓉]《史记》感生神话的生成谱系与意蕴变迁
  作者:于玉蓉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09-22 | 点击数:7597
 

摘要:《史记》八则感生神话呈现出“历诸时代”(diachronic)与“同一时代”(synchronic)的层累谱系:商周始祖感生神话既有史前图腾崇拜观念的遗存,又有对《诗经》感生神话原型的继承与改造,最重要是体现出地域广袤、政治一统的新兴王朝在文化与思想上的现实诉求;秦人感生神话从文本的生成来说没有商周久远;以汉高祖刘邦为代表的帝王感生神话则是借助“神话特许状”以树立统治权威;《周本纪》所记载的“童妾遭玄鼋孕而生”是唯一一则女性感生神话,反映了汉代的天命观以及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污名化。神话所言说的是其被表述时代的信仰、思想与文学特征,《史记》八则感生神话共同反映了西汉“究天人之际”且追求海内一统之新的精神特质。

关键词:《史记》;感生神话;神话原型;层累谱系;文化意蕴


  《史记》作为中国正史之典范,以其对历史的实录闻名后世。司马迁在书中多次申明自己对史料“择其言尤雅”的遴选原则,如“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但通观全书可见,《史记》中仍有“不雅训”的记载,尤其是八则感生神话饱受后世诟病。“盖史公作史,每采世俗不经之语,故于《殷纪》曰吞卵生契,于《周纪》曰践迹生弃,于《秦纪》又曰吞卵生大业,于《高纪》则曰梦神生季,一似帝王豪杰俱产生于鬼神异类,有是理乎?”

  历代学者对《史记》感生神话做出了“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圣人无父”“神道设教”“宠神其祖”“群婚制”“母系社会遗存”“图腾崇拜”等释读。《史记》八则感生神话看似生发自同一“神话原型”,然其意蕴相殊,幽深处有待辨析发微。“中国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神话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也呈现层累生成的谱系。我们对待古史及神话资料“也应该像田野考古一样,要弄清它的‘地层’关系”。本文将从神话学视角出发,立足《史记》文本叙事,结合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对《史记》八则感生神话作出“地层”的划分并剖析其神话意蕴之变迁,对“感生神话”这一经典母题进行探讨。

一 《诗经》商周始祖感生神话考辨

  现存较早记录感生神话的传世文献之一当属《诗经》中的《商颂·玄鸟》《大雅·生民》等,其记录相对完整。《史记》商周感生神话也正是以此为重要史料来源,司马史公曾提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所以,要理解《史记》感生神话,我们有必要先考察《诗经》涉及感生情节篇目的“表述神话时间”等相关问题,以此为起点才能进一步分析。现将其摘录如下: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诗经·商颂·玄鸟》)

  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诗经·商颂·长发》)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菑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置之平林,会伐平林。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诗经·大雅·生民》)

  有关《商颂》的创作年代自汉代以来就聚讼纷纭,归纳起来无外乎两种观点:或认为是商代古诗,为贵族祭司所作;或认为是周代宋人正考父所作,周代封建之宋实则为殷商遗民之国。既然《商颂》的“作期”难以确定,那么《玄鸟》《长发》中感生神话的被表述时间就有待详细考辨。如何甄别及归类商周神话材料,张光直曾专门撰写《商周神话之分类》,该文认为要将一则神话资料归为商代,有两种证据来源,一是商代传世文献,二是出土殷商卜辞和金文。前者在他看来已是一字难求,因为“在现存的历史文献中,真正的商代文献恐怕是不存在的……《书经》中或许有少数的句子,或零碎的观念,代表商代的原型,但其现存的形式无疑是周人的手笔。”所以他认为“要研究商代的宗教和神话,我们非用卜辞来做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不可。”自上世纪以来不断出土的甲骨卜辞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新的佐证,成为学者们研究该问题的突破点。综合殷虚卜辞研究成果,我们对《商颂》两首诗中记载的感生神话有如下三点理解:

  第一,《商颂》中的《玄鸟》与《长发》虽然本自殷商旧诗,但呈现在《诗经》中已经是周人的手笔。王国维充分利用出土文献作为“第二重证据”,力主《商颂》“为宋诗而不为商诗”,他认为“自其文辞观之,则殷虚卜辞所纪祭礼与制度文物,于《商颂》中无一可寻,其见之人地与殷时之称不类,而反与周时之称相类,所用之成语,并不与周初类,而与宗周中叶以后相类,此尤不可不察也。卜辞称国都曰商不曰殷,而《颂》则殷商错出,卜辞称汤曰大乙不曰汤,而《颂》则曰汤曰烈祖曰武王,此称名之异也。其语句中亦多与周时相袭。”随着甲骨卜辞面世数量的增多,相关研究不断引向深入,江林昌通过使用20世纪末殷墟花园庄东地所出的甲骨文等出土资料,指出“《商颂》在商代确实已在贵族阶层中流传了”。然所流传《商颂》与《诗经·商颂》是否有变化则难以确定。陈炜湛将甲骨文及同期金文与《诗经·商颂》全面比较,并做出量化统计,发现“《商颂》词语大部分于甲骨文及同期金文有证”。尤其是载有感生神话的《玄鸟》一诗,其语词见于甲骨文、殷金文者占了五分之四,并“推测《商颂》的原始记录形式为三言句或以三言为主。”比如《玄鸟》可能最初的形式为:“帝命鸟,降生商。宅殷土,土亡(芒)亡。”这与《诗经》中的四言诗相比,在文学形式上存有较大差异;更何况,语词虽然本自殷人,但思想已生大变,“就和满人入关前后所有的文诰是仰仗汉人的手笔一样,不过文字虽然是殷人做的,意思可以说是周公授的。”由此可知,载有商族感生神话的《玄鸟》与《长发》虽然“神话表述时间”可远溯殷商,其中不乏殷商原诗旧貌和审美旨趣;但从“表述神话时间”来看,应当与记载周族感生神话的《生民》等而视之———都是研究周代思想的神话材料。

  第二,《商颂·玄鸟》《商颂·长发》及《大雅·生民》作为周代神话,映射出商周鼎革之际思想的重大嬗变。从甲骨卜辞研究成果来看,殷虚卜辞中常有“帝令(命)雨”“帝降馑”等语,“绝不曾称之为天”,“《商颂》中有少数双音词习见于西周金文如无疆、眉寿、天命、天子、降福,不可能为原诗所有,必为后所改易或添加。”所以《玄鸟》首句“天命玄鸟”更似周人表述。在商人的宗教世界中,祖宗神就是至上神;但在周人看来,“帝的意志”或者说“天命”才是至高无上的,是社稷存亡的合法性依据。故而《诗经》中“天命玄鸟”“帝立子生商”“履帝武敏歆”的表述都渗透了周人的信仰与意识。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商契的诞生,周后稷出生后有一段颇为跌宕的“三弃三收”的经历,并因屡被抛弃的遭遇而被命名为“弃”,既显示出命运的多舛,更体现出天命的必然。这表明天命观在周人信仰与思想中彰显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第三,结合殷商卜辞与青铜器铭文可以看出,《诗经》商周始祖神话中的感生情节与原始宗教观念有关,或为上古图腾崇拜遗存。对于上古神话与历史材料中出现的动物是否全部具有宗教神圣性,是否将其解释为图腾崇拜,不少学者认为应该持保守态度。比如商周早期神话中,动物所扮演的角色具有多样性,并不一定是图腾崇拜的表征。另有学者深刻反思古史研究中的“泛图腾主义”现象。施爱东详细梳理了自1903年严复将图腾理论译介到中国之后,伴随民族危难时期的学术救亡运动的时代背景,图腾主义在上古史学中逐步兴盛乃至泛滥的学术史,指出了学者们经常出现“选择性失明”的倾向,对神话资料的使用过于注重主观阐释。

  那么在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不足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就此陷入“顾颉刚难题”当中呢?是不是就止步于图腾主义的泛滥与反思,就此陷入怀疑主义之中呢?“中国”境内史前是否存在过图腾崇拜的原始宗教形式?到商周时期是否还保存了图腾崇拜的痕迹?叶舒宪在反思“泛图腾崇拜”的基础上,主张通过四重证据法,用图像叙事与实地踏查来弥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之不足,“图腾信仰产生在人兽不分的史前时代,那个时候尚没有文字,除了刻画图像、雕塑等视觉符号之外,文化和观念都通过民间口头传承。所以,如何利用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视觉符号,并结合遗留到文明时代之中的口传民间故事,追溯当时人对自然和社会认识之原初情境,是我们探考图腾由来的一条有效途径。”他认为图腾是中华远古祖先神话的一条重要的原型线索,直至夏商周秦仍存有图腾崇拜观念。综合历代学者四重证据的论证与研究,尤其是民族学对于图腾崇拜观念下人类对于生殖理解的调查资料可推知,商人确实还保有以玄鸟为图腾、因图腾而受孕的原始宗教观念或思想遗存。在此基础上,我们可再结合传世文献和卜辞铭文加以佐证。如于省吾认为商代青铜器“玄鸟妇”壶三个字合书的铭文“系商代金文中所保留下来的先世玄鸟图腾的残余”。胡厚宣则通过八块甲骨、十条卜辞指出了商人先公名号与鸟图腾存在关联,“‘亥’字均从鸟或从隹”。

  如果说将“玄鸟”解释为商族图腾之一,可援举的资料尚数丰富的话;周族感生神话与图腾崇拜的关联相对薄弱。其中孙作云的“熊图腾说”较有影响力。他认为《大雅·生民》所记“履帝武敏歆”,实则是“履大人迹”或“履巨人迹”,“姬”字即“熊的脚印”,周人的图腾即是熊。另有学者认为,周人感生神话是沿袭“玄鸟生商”而来,“更仿着简狄的故事造一个姜嫄,或者是把自己的宗母推到了帝喾和后稷的中间,与殷人认成了同宗。”所以,周始祖感生神话是反映了远古的图腾崇拜,还是承袭自殷商感生神话模式,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但作为神话资料而言,确实反映的是周人的思想。

  综上,《诗经》所记有关商周始祖感生神话既体现出周代的时代精神,又呈现出周代诗歌的文学特征,成为中国“感生神话”保存在传世文献中最初的“神话原型”,后世谶纬神话或帝王神话的感生情节莫不生发于此:在结构上都是先介绍神话人物之名,再述说其母之名,核心情节是其母感灵而受孕,感生之子(或氏族始祖、或诸侯国君主、或开国帝王)由此诞生。感生情节保留原始宗教观念,借此赋予氏族祖先一种神性的力量,从而有助于建立对氏族始祖的崇拜。这也是感生情节在后世的政治神话中反复出现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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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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