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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文]新媒介环境下的日常生活
——兼论数码时代的民俗学
  作者:王杰文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12-11 | 点击数:1929
 

摘要:作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普通生活者的日常生活实践”正在受到新媒介的深刻影响,一方面,传统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迅速地成为新媒介的内容;另一方面,新媒介又成为普通生活者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的潜在建构者。新媒介环境所引发的“日常生活革命”要求民俗学对学科自身的基本假设进行严肃的、全面的自我反思。

关键词:日常生活;新媒介;民俗学


  “我们竭尽全力掩盖现在,不让自己看见现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人都是这样的。”———马歇尔·麦克卢汉

  在学术界的普通印象中,民俗学是一门关于文化遗留物、关于古老的传统、关于旧社会的记忆与传承的学问,“传统性”似乎理所当然地是民俗的本质属性。事实上,民俗学在性质上却是一门现代学,是带有浓厚的历史意味的现代学。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近30年以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渐渐成为中国民俗学关注的对象;普通生活者如何运用自己的民俗传统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正在成为一部分民俗研究者考察的重点。正如高丙中所说的那样,“我们能够从各种变化看到中国民俗学与1990年代前是非常不一样的,许多方面都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这是民俗学的一个新时代。今天的民俗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位置已经完全不同,今天的民俗学在理论和方法上也已经是一门新学问。”

  显然,把“日常生活实践”作为中国未来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与学科任务,并不是基于传统中国人的文史雅趣,而是出于对当下社会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怀,是出于对日常生活世界剧变所引发的各种问题的切实关注,也是出于对合意的日常生活之未来的追求而进行的努力。聚焦于“日常生活实践”的民俗学家们清楚地认识到,世界已经进入到一个全球化信息流通与交往更加快速、便捷、多元与自由的时代。当然,在这个时代里,日常生活世界的剧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类交流媒介的变革引发的。

  意识到新媒介连续而快速的变革所产生的“摧枯拉朽”的巨大力量,民俗学家发现,一方面,传统的生活方式与观念迅速成为新媒介的内容,于是,一部分民俗学家开始着力去考察新媒介中传播的“传统内容”,试图描述与分析“民俗”被“去(再)语境化”的实践过程及其后果;另一方面,受“媒介环境学”的启发,另一部分民俗学者开始意识到新媒介这种“介质”本身的重要意味,意识到这种“介质”可能会“建构”普通生活者的意识形态,可能成为生活者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的潜在的建构性力量。

  在一个新媒介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时代,“媒介环境学”的洞见有助于民俗学家们深入地审视“新媒介环境”中的“日常生活”。在这个新媒介环境中,民俗学所关注的那个“民”是被“新媒介”潜移默化地建构出来的“新民”;民俗学所关注的那个“俗”正在成为“新媒介”中自由生产与消费的“时尚”。新媒介环境所引发的“日常生活革命”要求民俗学对学科自身的基本假设进行严肃的、全面的自我反思,同时,也为这一“自我反思”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一、日常生活正在成为民俗学研究的焦点

  从学科发展的历史来看,民俗学最早确立的研究对象是“民俗(Folklore)”。按照这个英语词汇的字面意义来讲,它指的是“民众的知识”,其中,“民众(Folk)”与“知识(lore)”这两个术语分别指的是什么,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学者之间很少有完全相同的意见,虽然整个国际民俗学界一直都在认真地讨论这些关键词。不过,从整体上来说,大部分民俗学家都喜欢用枚举的方式来说明作为“知识”的“民俗”都包含哪些内容,并因此而相应地把“民众”界定为拥有这些“知识”的特定群体。这种界定“民俗”的方法明显受到了威廉·汤姆森、爱德华·泰勒等早期民俗学者的影响。直到20世纪50年代,国际民俗学界才有少部分民俗学家开始用“民众的生活(Folklife)”这个术语来取代“民众的知识”,并进而重新定义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与这一研究对象的变更相对应,有关学者对“民”与“俗”这两个关键词的内涵也进行了新的界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阿兰·邓迪斯在《什么是民俗》《美国人的民俗观》两篇论文中对“民俗”的重新界定。根据他的界定,“民俗”之“民”可以是任何具有共同传统的群体;而“民俗”之“俗”可以是任何共享的知识。这个新的界定已经意味着“民众的生活”可以取代“民众的知识”作为民俗学学科新的研究对象,意味着民俗学开始关注当下日常生活,还意味着民俗学开始把人们的过去纳入到其当下日常生活过程中来予以审视。

  在国际民俗学界把学科的研究对象从“民众的知识”转向“民众的生活”时,中国民俗学家们从自身的历史与现实语境出发,积极推动中国民俗学从关注“民众生活”转向关注“日常生活(Everydaylife)”。中国民俗学家们并不满足于把学科研究的重心仅仅从“俗”转向“民”,而是试图从“民”进一步转向现代“市民(Citizen)”;相应地,他们并不满足于把学科研究的重心仅仅从“民俗事象”转向“民众生活”,而是试图从“民众生活”进一步转向“日常生活”与“日常文化(Daily Culture)”,也就是任何“普通生活者”的日常生活实践。

  之所以特别强调“普通生活者的日常生活实践”,首先是要努力与传统民俗学指向“过去”的方式相区别;其次,也是要与其指向“事象”的研究传统相区别。与之相反,“普通生活者”指向了当下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群体;而“日常生活实践”则指向了这些群体或者个体在具体的生活世界中如何借用传统来处理生活事件的过程。作为一个“过程”意味着“日常生活实践”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建构性的行为。其中,无论“民”还是“俗”,都不再是固定不变的,都不再具有任何本真性的涵义。作为关注“普通生活者的日常生活实践”的学科,民俗学也不再可能以解释“民俗”的“本真的意义”作为学科的目标。相反,既然“实践”的概念意味着这是一个发生在特定语境中的相关群体(或者个体)之间的互动过程,那它就必然地是要关注介入其中的互动者如何借用相关的文化资源(民俗作为文化资源中最重要的一种)协商性地处理日常生活的“实践”问题。在真实的“实践”中,来自过去的某些“民俗”传统被复活以用于处理当下的日常生活问题,并自然而然地对未来发生着影响。作为一个连续性的整体,实践中“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相互关联成为未来民俗学考察的核心。

  当民俗学的学科对象、研究方法与学科使命被革命性地予以更新之时,“民俗学”这一学科名称已经显得有些过时了,它所携带的“语义惯性”在普通民众中间,甚至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领域中间所产生的误解十分深远。“民俗学”这一学科名称给学科本身带来的负面影响之大实在是难以估量的,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一个学科名称的“民俗学”更像是一个“语义的牢笼”(Semantic Imprisonment),严重地影响了学科本身的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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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姜舒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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