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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寿仙]变与乱:光怪陆离的晚明时代
  作者:高寿仙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2-09-09 | 点击数:6765
 

  “晚明”并非一个严格的断代概念,有人将其收得很窄,仅限于天启、崇祯两朝,也有人将其放得很宽,从成化、弘治一直延续到南明。较为通行的用法,是指称万历至崇祯这一时间段。当然,历史是一条连绵不断的河流,没有明显的起点和终点,晚明时代呈现的诸多现象和变动趋势,的确可以上溯到明代中叶,下延到清朝时期。

  晚明的时代特征,如果做一简单化的概括,似可归纳为两个字:“变”与“乱”。这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时代,充满了张力和矛盾。从中既可以看到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又可以看到贫富分化的日益加剧;既可以看到为国为民的政治抗争,又可以看到结朋结党的宗派混斗;既可以看到改革志士的励精图治,又可以看到官僚群体的腐败无能;既可以看到个性的空前张扬,又可以看到欲望的极度膨胀……

  挣脱束缚:晚明的变化与活力

  肇建大明王朝的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低微的皇帝。他在继承融汇前代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颇能体现其个人性格的国家体制和治理模式。“洪武体制”的特征,一是加强君权,即通过废除丞相制、分立五军都督府、地方上设置“三司”等办法,将军政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消除威胁皇权的各种潜在因素;二是固化社会,即通过推行里甲、户役、路引等制度,强调邻里之间的监督责任与扶助义务,严格限制人口迁移与流动,尽量使百姓的居住地和职业保持稳定;三是钳制思想,即通过宣讲“六谕”、移风易俗、学习《大诰》等活动,力图实现社会风习的纯美和思想意识的统一。朱元璋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统治有序、安土重迁、邻里相助、稳定和谐的理想社会;他确实获得了部分成功,但这种“画地为牢”的统治模式,也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凝固、思想僵化等负面影响。滥觞于明代中叶,至晚明臻于极致的各种变化,其总体特征就是对“洪武体制”的背离和挣脱。

  初期的明朝,基本上是一个纯农业国家,工商业所占比重很小。朱元璋虽然并不否认商业具有“通有无”的作用,但却强调“崇本而袪末”,以严刑峻法打击“游民”,要求出外经商者必须申领“路引”,不许商人之家穿着绸、纱。这些规定和限制,在他死后逐渐松动和废阁,到晚明时代,商品经济空前发达,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如在江南经济中心的苏州,“商贩之所走集,货财之所辐辏,游手游食之辈,异言异服之徒,无不托足而潜处焉”(姜良栋《镇吴录》)。处在辇毂之下的政治中心北京,也呈现出同样的情景,“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谢肇淛《五杂俎》卷3)。商人的社会地位大为提高,“士而商”、“商而士”现象日益普遍,以致发出“良贾何负闳儒”的呐喊(汪道昆《太函集》卷55)。在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形成了重商崇利的社会氛围。

  朱元璋着力打造的凝固化、扁平化的社会结构,到晚明时代也变得面目全非。在追逐商业利益、寻求生存机会、逃避赋役负担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大,里甲组织已难以维持空间的稳定性和户数的完整性,基本丧失了基层组织的功能。依存于里甲制度的粮长、里长、老人等“职役性地方精英”,难以保持原有的社会经济地位,而以绅士为主体的“身份性地方精英”,成为乡村社会的支配阶层。这一方面提高了社会自我管理能力,另一方面也给地方治理制造了不少障碍。晚明另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民间组织广泛兴起,既有半官方性质的保甲、乡约,也有纯民间性质的宗族。此外,文人结社遍地开花,就连光棍流氓也成立了“打行”、“访行”等组织。晚明的社会风尚,与明代前期也迥然不同,侈靡风气弥漫社会,人们不再恪守传统的礼仪规范,安于既定的社会秩序,正如万历《重修昆山县志》所描述的:“邸第从御之美,服饰珍羞之盛,古或无之。甚至储隶卖佣,亦泰然以侈靡相雄长,往往有僭礼逾分焉。”

  晚明的政治体制,也难以维持朱元璋原初的设计,皇帝的决策权受到官僚集团的很大约束,重大事务都要交付廷议,参加者包括六部尚书、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使以及科道官,但负责票拟的内阁大学士不能与会。遇到特别重大的事情,还要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晚明言谏之风甚盛,皇帝也常常受到激烈批评。一个广为人知的事例,是大理寺评事雒于仁竟然上疏指责皇帝嗜酒、恋色、贪财、尚气。这样的奏章,在其他时代恐怕很难出现。晚明党社之活跃、党争之激烈,在中国帝制时代也是罕见的,以东林党、复社为代表的清流派,举起“天下之公论”的旗帜,进行了长期的政治抗争。复社非常重视积累社会资源,开展了许多社会政治活动,甚至帮助周延儒谋得了首辅大位。在民间层面,晚明也是一个政治意识高涨的时代,社会舆论空前活跃,爆发了多次被称为“民变”的民众反抗运动。

  明初定于一尊的思想意识,从明代中叶逐渐打破,晚明思想界多元而活跃,理学与心学争鸣,玄谈与实学并立,中学与西学交融。兴起于明代中叶的心学,到晚明已是广泛流衍,激发出一股崇尚个性的自由精神,最终造就出李贽这样敢于“颠倒万世之是非”的异端思想家。晚明的文艺,也是异彩纷呈,风行一时的“公安派”重视个性与情感,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叙小修诗》)。作为晚明标志性产品之一的“小品”,随兴漫笔,直抒胸臆,隽永有味,诙谐有趣,鲜明地显露出当时的文学趣味。最能反映晚明时代特征的,或许还是小说创作的繁荣,最为脍炙人口的当属长篇小说《金瓶梅》和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这些作品满足了普通大众的阅读需求,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社会的发达、思想意识的多样和开放。

  由变生乱:晚明的失序与混乱

  变与乱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凡是剧烈变动的时代,往往也是混乱失序的时代。不过,变与乱的结果往往差别很大。有些社会最终走过动荡的变革时期,逐步确立了新的体制和秩序;有些社会则缺乏变革因素的增量积累机制,无法形成新的体制和秩序,只能通过恢复旧秩序而结束混乱局面。晚明时代,几乎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新因素、新趋向,在带来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矛盾、贫富分化、政局动荡、道德失范。换句话说,晚明时代虽然出现了一些不可逆的新变化,却未能引发根本性的制度变迁,明朝在变与乱的交缠中走向灭亡。

  从经济方面观察,晚明商业虽然高度发达,但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不够充分。梁方仲曾经指出,明代商业资本“一马当先”、“一枝独秀”,远远跑在农业和手工业之前,因此是“虚有其表、外强中干”的“虚假的繁荣”(《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P126-127)。这种看法是否完全妥当,当然可以讨论,但当时确实存在这种现象:商业经营积累了巨额利润,但转入生产性领域的数额却很小,大部分都消耗于生活性或奢侈性的消费。这并非是商人的短视,而是没有形成稳定的投资渠道与激励性的制度环境。大量金钱游离于非生产领域,滋养了穷奢极欲的生活态度和社会氛围,甚至贫穷人家也追慕仿效,造成“若狂举国空豪奢,比岁仓箱多匮乏”(崇祯《吴县志》卷10)的局面,给社会稳定造成很大挑战,所以张瀚叹息说:“今之世风,上下俱损矣!”(《松窗梦语》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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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博览群书》2012年04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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