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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寿仙]变与乱:光怪陆离的晚明时代
  作者:高寿仙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2-09-09 | 点击数:10341
 

  更为重要的是,晚明经济的发展繁荣,并未使社会各阶层都得到实惠,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和社会对立。以绅士为主体的地方势力,利用投献、强夺、购买等手段,占据了大量田地,积聚了巨额财富。顾炎武根据亲身见闻指出:“自万历以后,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日知录》卷13)势豪大户千方百计逃避赋税,“膏腴万顷,输税不过三分”(《民抄董宦事实》),其负担都被转嫁到庶民百姓身上。在经济发达的江南等地,还兴起了蓄奴之风,豪奴与劣绅相济为恶,“倚势横行,里党不能安居”(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当整个社会陷入“富者极其富,而每至于剥民;贫者极其贫,而甚至于不能聊生”(《崇祯长编》卷2)的境况时,要想保持稳定的统治已不可能,社会经济发展也丧失了渐进变革的机会。

  皇帝权威的下降和党社运动的活跃,也未能促进政治体制的变革,反而干扰了朝廷解决问题的能力。明遗民朱一是沉痛地说:“万历中,一二大君子研讲道术,标立崖畔,爰别异同。其后同同相扶,异异交击,有好恶而无是非,急友朋而忘君父,事多矫激,人用偏私,……道术流而意气,意气流而情面,情面流而货赂,狐城鼠社,蔓引茹连,罔上行私,万端一例。遂致事体蛊坏,国势凌夷,局改时移,垣垒石破。”(《为可堂集?谢友人招入社书》)这话虽然说得有点过于愤激,但确实点中了当时政局的要害。更加严重的是,晚明官僚集团出现了“结构性腐败”,“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3),给事中韩一良曾叹息说:“今之世局,何处非用钱之地?今之世人,又何官非爱钱之人?”(谈迁《国榷》卷89)很多地方官员“为民父母虎狼心”(辛升《寒香馆遗稿》卷3),不思兴利除害,专务刻剥聚敛。百姓揭竿而起,实属必然选择。

  晚明张扬个性、放纵情欲的思想潮流,其作用也是“破”大于“立”。它打破了传统礼教的束缚,肯定了人欲的正当,促进了思想的解放,但却未能形成一套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新价值观。一个社会要想富于活力而又保持稳定,必须在自由和秩序之间维持平衡。对个性与情欲的过分重视,很容易导致极端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从而忽视甚至鄙夷自己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漠视甚至践踏社会所必需的伦理规范。比如李贽声称:“成佛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每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也。”(周应宾《识小编》)在他自己,或许确有保持“童心”的自信与能力,但对信奉此语的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只是热衷于“受金”和“御女”,而早已将“明心”抛诸脑后。可以说,在晚明时代,自我意识的觉醒与伦理道德的崩溃,彼此纠缠,相互促动,其破坏性可能要大于建设性。

  复杂历史:对晚明的不同认识

  变乱交缠的晚明时代,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不同时代的人们,以及同时代的不同个人,自然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人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有人看到了旧时代的暮色,有人听到了新生儿的呱呱哭声,有人嗅到了木乃伊的浓浓腐味。各种看法相互矛盾甚至尖锐对立,可能都揭示了晚明的某个侧面。

  生活在晚明时代的人们,似乎不太欣赏当时的社会变化。歙县知县张涛曾以四季为喻描述说:明初到弘治年间,相当于“冬至以后、春分以前之时”,此时“家给人足”、“闾阎安堵”、“比邻敦睦”,一派盛世景象。正德、嘉靖年间,相当于“春分以后、夏至以前之时”,人们开始舍本逐末,出现了“东家已富,西家自贫”的社会分化,人心日坏,风俗日靡,“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嘉靖末到隆庆初,相当于“夏至以后、秋分以前之时”,商品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致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风俗更加窳坏,“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滑侵牟”。万历年间则进入“秋分以后、冬至以前之时”,社会完全被金钱主宰,人心道德彻底沦落,“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贫富分化更加怵目惊心,“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万历《歙州志》卷五《风土》)。可以看出,张涛完全是站在传统立场上,对明代社会变化进行猛烈抨击。这并非他个人的私见,而是当时很多人的共同看法。

  明朝灭亡后,不少遗民进行了深刻反思,对晚明提出诸多批评。如顾炎武批评晚明“王纲弛于上,而私党植于下”(《日知录》卷5),认为士大夫集团已整体堕落,“衣冠而为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日知录》卷3)。他尤其愤恨王学末流空谈性命、鄙薄实务的习气,“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7)。清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对晚明也持否定态度。如《四库全书总目》严厉批评晚明玄虚放诞的风气,对于李贽更是痛加抨击:“贽书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惟此书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该书还将党争视为明灭的祸根,严厉指责说:“门户角争,递相胜败,党祸因之而大起,恩怨纠结,辗转报复,明遂以亡。”到了清朝后期,政治氛围趋于宽松,士大夫集团重新焕发了对政治事务的责任感,东林党重新受到重视和肯定,不少人编书撰文,讴歌东林先辈的道德风范和救世精神(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P21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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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博览群书》2012年04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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