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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壮壮的数字高清纪录片《德拉姆》讲述的是茶马古道上的人们的当下和历史境遇。茶马古道是一条连接滇藏、沟通域外的陆地干道。茶马古道地势险峻，行路之难举世罕见。马帮终年奔走其间，驮运茶、盐、粮食。是传说中古中国商贸往来的奇迹，是典型的文化空间遗产。而田壮壮的纪录片指向的是这个奇迹的现在。虽然田壮壮一再声明避免特技和“太画面感”和“太强调”［13］的镜头，但片子还是给我们展示了一个视听语言描述下的美好世界：马帮蜿蜒在“之”字形的古道，森林、江水、乱石坡，水声、马帮铃声，和着神秘空灵的音乐；夜晚篝火旁赶马人纯真的愿望；白昼孩子们腾跃在高山上简陋的篮球场；老奶奶枯萎双眼中留下的泪滴，暗黑屋子里从天窗透进的一方光柱，火塘的青烟在这里袅袅而起；从容安详的边地小镇，沉思般踱来踱去的马；明净月光下的乡村教堂，和同样明净的唱诗声；像心愿一样在远山升起的缥缈云雾……一切都如空气般通透，浑然，和单纯。而更打动我们的，是口述者和拍摄者一样平和的态度，兄弟共妻、如同家人的同样骡子被落石砸死、不甘现实、凡心寸动、家庭琐事，一一娓娓道来。而片中貌似不动声色的字幕（比如片头的字幕，比如关于碎石坡的简单介绍）和同样不动声色的细节（比如赶马人驻足聆听炸石修路的炮声），其表意的丰富，与书面的文字相比决不稍弱。“《德拉姆》具有远远超越其地理和风土特色、可以引起全球共鸣的深刻内涵。”这是《德拉姆》获得翠贝卡电影节纪录片大奖后，《纽约时报》资深影评人士埃·欧·斯科特将它作为一部伟大影片而做出的评论。《德拉姆》获奖之后，著名影评人马丁斯科塞斯向田壮壮发来贺电：“我们被你的影片的壮美震撼。你的影片除了诗一般的作品外，更是一种永恒的历史教材，向世界展示了那个地区不同文化和宗教的融合统一。”［14］不是人类学家的田壮壮，在娴熟运用自己手中的数字设备和视听语言的过程中，以“仰视、欣赏、赞美”的态度［15］，用直观的影像、声音纪录了生活于古道上人们的生存状态，完成了人类学期待的文化遗产的横向传播和纵向的传承。无独有偶，学者贾宏也曾评价说，《德拉姆》“让观众了解民族、民俗、民风的生成和发展，更深层次地包含有一定历史的厚重感和对中华民族的总体性认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纪录片《德拉姆》的价值在于它的文化资源，在于它成了一种或多种民族、民间文化保存、延续的手段”［16］。
遗产表述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彭兆荣教授所描述的，“在遗产所有权发生‘让渡’后，遗产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发生了‘分离－倒错’现象。遗产的主体，即遗产的创造者与‘发明者’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成为代表遗产‘发声’的主体，却经常处于对‘自己的财产’丧失发言权的情状之中”［17］，政治权力、研究学者纷纷出场代言。
以影像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以及由此而生的创作观念转变，让遗产的创造者与发明者走到了发言的前台。
真实电影让主体说话的主张在这部片子中得到了贯穿头尾的落实，开旅馆的大妈、赶马人、老牧师和他的徒弟、走过了三个世纪的老奶奶、村长和他的儿子大耳朵、小喇嘛、美女教师……11个人对着镜头讲述自己的故事，像密友之间的私聊，又像内心独白；是一个个个体的故事，又分明说的就是这个空间里生活的这个群体。口述历史的静态拍摄更增加了这些故事的真实感和历史感。当然，民间在前台的言说离不开后台的数字传承人，他心怀记录电影“真实，真实，还是真实”的宗旨在在后台完成了最后的表述。
除了传统的影视技术，新技术的介入使得影像的媒介价值不断提升。从纯技术的角度看，高清数字影像具有自己的独到优势：“首先是用它拍的纪录片干净透彻，其次是它的色彩的表现力，第三是胶片感的造型意识”［18］，而网络技术则具有易于交互的界面、广阔的超链接、快速大容量的传播、兼容以往的各种传播手段等优势，这些优势在文化遗产的表述中加强了以往传承传统的作用，让数字传承人拥有了功能强大的“金刚钻”。
文化遗产的数字表述方式，不仅综合了口头和书写的两大传统，神奇地消解了其间原本的对立，还加入了新的表述和传承元素，成为文化遗产在当代的一种新型的优势表述样态。而数字传承人则成为了一类新型的文化遗产表述主体。
人类学家纷纷拿起DV走向田野，无疑是对这种表述方式的最现实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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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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