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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始自20世纪50年代，其标志性事件是威廉姆斯、霍加特、霍尔、汤普森等一批文化学家提出了新的文化研究方法，并出版了众多文化学著作。自20世纪中叶以来，文化研究的学派纷呈和主题流变已经构成当代西方学术的重要现象，在此背后所发生的乃是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模式转换。这种模式转换建立在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结构变化、学术话语转型、研究方法更替，特别是研究者的立场转换的基础之上，显在地体现为精英文化批评转向社会文化批评、阶级政治批判转向符号政治批判以及主流文化批评转向边缘文化批评。
精英文化批评转向社会文化批评
当代文化研究同传统文化研究相比，其视野远比传统文化研究更宽泛、更宏大，它超越传统文化研究的精英文化界域走向更广阔的社会视野，实现了文化研究对象从精英层面向社会层面的转变。
当代西方文化研究视野上的这种变化，是通过对先前西方文化研究的反思开始的。推究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起点，人们往往会追随威廉姆斯返回到19世纪的阿诺德、柯勒律治以及20世纪上半叶的利维斯主义，因为他们所坚守的精英主义文化观不仅构成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源泉，同时也是当代文化研究批判的对象，正是通过批判他们，当代西方文化研究才真正树立起来。阿诺德、利维斯主义等坚决地维护精英主义的文化理念：文化是完美的思想和言论，是理想的人性和谐发展的状态，是人们谋求实现完美的智慧和道德的过程，是对完美的思想的传播；文化只能为少数人所拥有，而一般社会大众是反文化的，是粗俗的群氓，他们根本不可能拥有真理，必须要靠文化精英来引导。
精英主义文化观在20世纪50年代受到当代文化研究先驱霍加特、威廉姆斯等人的批判。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姆斯提出了文化的“社会”定义：文化实际上就是生活方式，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由这个文化定义，他提出了文化研究的三种方法：第一，文化是对某种生活方式的描述；第二，文化表达某种意义和价值观念；第三，文化分析应该是澄清某种生活方式与某种文化中清晰并含蓄的含义和价值。当代西方文化研究就是从威廉姆斯的第三个文化定义展开的。威廉姆斯认为，应该把文化过程看作一个整体，对思想和艺术作品的文本分析应当与对它们所处的社会制度、结构的分析结合起来，这种文化研究的方法，实际上就是一种新的文化研究，也就是把文化置于一个宏大的社会文本中去研究，研究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研究文化产生的社会历史状态，从而使文化研究深化为社会分析。
60年代之后，文化研究越来越背离了审美化的研究模式，越来越超越单纯的文化内部分析而向外部的社会分析延伸，从单纯地分析作品的结构、情节、人物、作者灵感等研究向更宽阔的社会视野转变，从直线式的文化内分析转向发散式的社会分析。
70年代伯明翰中心的亚文化研究，实际上就不是简单的一般文本研究，而是对一种社会现象、一种社会生活方式的分析，也就是说，文化研究的文本走出了古典的文献范围而进入了社会文本当中。
80年代以后的女权主义文化研究、通俗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等更是离开了文献限制，而进入到广阔的社会性视野中，诸如沙滩、摩天大楼、游戏厅、二手服装、广告、牛仔装等，都成为费斯克、默克罗比等人的文化研究文本。文化研究完全实现了从精英文化研究向社会文化研究的转变。
显然，文化研究视野上的这种变化，与研究者关于文化理解上的转变紧密相关，当研究者把文化看做是社会生活方式而不仅是完美的精神成就时，其研究的关注点自然就涉猎到了社会生活方式的诸多方面，而不是单纯停留在一般文献或精英文化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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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2009-4-14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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