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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而言，庙会实际上是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
是一个地区生活文化的集中呈现。
透过庙会，能看得出大多数中国人对生命的理解。”
——岳永逸
岳永逸在庙会现场，专心做笔记。
日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岳永逸的《朝山：庙会的聚与散，映射出民间的生活与信仰》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他庙会研究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从《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和阳面》到《行好：乡土的逻辑与庙会》，再到《朝山》，他对庙会的理解一直在变化。直到《朝山》的出版，他终于已经“很明白地把自己对庙会的观点表达出来”。
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他从不以学者或精英自居，他说自己骨子里是农民，能够跟“老乡们”很快走近；他认为，民俗学本身是一门关于认知和思考范式的学问，是要求从业者必须从民众的情感、逻辑出发来理解他们的生活文化，以谋求整个社会并进的一门学问。
“在《朝山》这本书里，我想告诉更多人庙会是什么？此前的定义强调它的精神性、神圣性、群体性，但是和个体生命的关联性，我是在这本书里明确提出的。对我而言，庙会实际上是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一个地区生活文化的集中呈现。透过庙会，能看得出大多数中国人对生命的理解。”岳永逸说。
来到约定的采访地点时，岳永逸正在阅读《傅雷谈艺录》。他对记者说，傅雷的文学语言还有很多值得他学习的地方。他不用微博，有时候甚至反感碎片化阅读。每天三四个小时的书本阅读，让他更加专注。
岳永逸在北京文艺论坛上发言。
“平视”民俗
“中师”，是一个已经渐渐被淡忘的词语。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为了缓解农村小学师资不足的问题，我国实行从初中毕业生中招收学生就读中等师范学校、学生毕业后到城乡小学任教的招生政策。从1983年到1999年的十六年间，全国近400万学习成绩优异的初中毕业生成为中等师范学校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后在中国的乡村中小学成为基础教育的坚固基石。
1972年出生在四川剑阁的岳永逸也曾是一位“中师生”，中师毕业后，他在农村做过小学老师、中学老师。这段时间，他一闲下来会想尽办法找书读。那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能找到经典的好书读。
这一段时间读书的积累，让他在1998年顺利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旋即被调剂到民间文学专业。来北京参加面试前，他前往四川大学中文系的资料室借阅了中国民俗学家钟敬文主编的1980年版的《民间文学概论》。
“那是一本几乎藏在死角、蓬头垢面、满身尘埃的书。”岳永逸这么形容。而这本书，为岳永逸打开了民俗学的大门。
近百年来，乡村庙会一直是中国民俗学者倾注了大量心血研究的民俗事象。和很多人一样，在从事民俗学研究前，在岳永逸的世界观里，“庙会”经常和“迷信”联系在一起。但是，1999年农历二月初二，岳永逸和导师刘铁梁教授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东部的赵县范庄看庙会时，一群虔诚的民众让他彻底地“怔住了”。自此，他转变了对庙会的刻板印象。
那天，在庙会的现场，他看到那些虔诚的，沿着牌位、神像逐一双手合十叩拜的中老年妇女。忍不住好奇，问了她们一句：“你知道你拜的是什么神吗？”她们茫然地看了岳永逸，摇头说：“不知道，不知道。在这里的都是神。是神就得拜，他们会降福的!”
那一刻，岳永逸觉得他有必要去了解这样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这也成为他最初探究庙会的动因：“从我们所受的教育来看，这些东西应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消失。五四运动算是现代意义上的启蒙运动，启蒙一百年，先贤先哲们祈望开启民智，但是直到现在这样的东西还存在。它存在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在范庄对庙会产生好奇后，岳永逸大约去过范庄一带的60个村子，他发现每个村子都有这样的庙会。“这些老百姓跟我们一样也用电话、用手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他们也用电脑。从外界物质生活形态来说，他们的生活和城里虽然还是有差别，但差别不是很大。对以许愿还愿和行好为表征、以灵验为核心的这些传统，我们究竟应该有一种怎样的理性态度？是要高高在上的‘眼睛向下看’，还是首先要真正地尊重并平心静气地了解这些风俗习惯的‘平视’？这些都成了我试图解答的问题。”岳永逸对记者说。
从一个硕士研究生到教授，岳永逸经历了身份的转变，但一直没转变的是作为学者的求知欲。他用18年的田野调查来回答自己出发时的疑问：“从个体来说，无论科技怎么发达，物质怎么充盈，解决人的精神困境的途径和效果都是有限的。无论如何看待，老百姓自己建立的和他们精神相关的东西，会长久存在，不会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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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报 2017-07-19 10:45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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