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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文书中西州时期所占的比重很大，属于公元443年以后的高昌国特别是麹氏高昌国（502－640年）时期的文书也很多。但是我们在高昌国时期的出土文书中，没有发现过民间结社的资料，至于传世文献更没有片言只语的记载。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统一高昌，在当地设立西州，实行州县制度，利用中央的权威，把中原的一整套编户齐民制度推行到西州，从此吐鲁番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5）。民间结社的活动，是否是在这个时期传入的呢？就现在的证据，我们还无从判断。虽然我们无法了解什么时候西州开始出现民间结社，但是随着唐高宗禁断结社的命令发出，西州的民间结社受到打击是可以肯定的。然而，在大谷3499号文书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结社的信息。这件《大谷文书》命名为《社等用钱文书》，分明提到了“社”这个概念。这件文书只存有三行，内容如下：
1．□ □
2．八贯二百卅六文，为去年社等社利不足，准例取供社等用讫。
3．一 贯 七 百 五 十 文 应 分。（16）
文书使用了武周新字，属于武则天时期应该没有问题。唐高宗曾经下令禁断民间结社，武则天时期难道是改变了唐高宗的政策，允许民间结社开展活动？根据唐朝文献《朝野佥载》卷四记载，武则天时期对于民间结社政策并没有改变，但是朝廷却希望利用民间结社的一些传统管理基层社会，在村一级设置社官，其文如下：
周有逯仁杰，河阳人。自地官令史出尚书，改天下帐式，颇甚繁细，法令滋章。每村立社官，仍置平直老三员，掌薄案，设锁钥。十羊九牧，人皆逃散。而宰相浅识，以为万代可行，授仁杰地官郎中。数年，百姓苦之，其法遂寝。（17）
《朝野佥载》的这个记录，得到了敦煌文献的证实。大谷文书2838号《敦煌县牒》，内容如下：
1．乡，耕耘最少，此由社官、村
2．正，不存务农。即欲加决，正属
3．农非，各决贰拾。敦煌、平康、龙勒、
4．慈惠四乡，兼及神沙，营功稍少，符
5．令节级科决，各量决
6．拾下。洪池乡，州符虽无科责，
7．检料过，非有功，各决五下。
8．其前官执祭，咨过长官，
9．请量决罚讫，申咨。前示。
10．十六日。
这件文书，正面文字背面，还有三行字，相信与正文有关：
1．二月十六日社官、村正到
2．合当乡见社官、村正到
3．悬泉乡（18）
第一行的最后一字和第二行、第三行文字倒书，使用武周新字。《大谷文书》命名为《敦煌县牒》，并推测时间是在长安三年（703年）前后，而池田温先生直接命名为《周长安三年前后敦煌县牒》（19）。卢向前先生认为这件文书与上文逯仁杰倡议设立社官之事是互证关系（20），可以信从。这件文书使用了武周新字，那么最晚也是在长安四年（704年）以前，说明这种制度在敦煌至少到武则天晚期还是存在着的，而《朝野佥载》的说法是社官推行不久“遂寝”，不是正式地废除，而是慢慢荒废，那么从《大谷文书》提供的敦煌情况看，也是到了武则天的末期。
社官与村正，从这件牒文可以看到“各决贰拾”，可知是两人两职。大约各乡农业情况不同，所以各乡的社官和村正，分别受到杖责，有贰拾、拾和伍的区别。敦煌县接到了沙州衙门的官符，可能是对各乡都分别有点评，于是敦煌县执行杖责，连没有受到沙州“科责”的洪池乡的社官、村正也受到了五下杖责。看来，敦煌县确实把农耕的责任全部压到社官、村正的头上了。那么，县衙应该负担什么责任呢？这大约就是《朝野佥载》强调的十羊九牧的意思。
大谷3499号文书，是一件与社相关的帐目，也使用了武周新字，相信与2838号文书的时间相似，不会晚于长安年间。这里涉及的社，不应该是民间结社，而是与敦煌各乡社官相关的社。村社作为政府最基层的组织，他们不仅负责本村的农耕，而且要有一些经营活动，很可能是聚钱放利，经营所得作为他们其他活动的经费。而这件文书的信息是，因为放利经营不善，即“社利不足”，只好另外拨款，即所谓“准例取供社等用”。
仔细对照图版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录文有错误。其实，这个三行的文书，第一行残留十个字，而《大谷文书》只录出后八个字，而最前面的两个字“九贯”没有录出。另外，第一行高一字书写，第二、三行低一字书写，根据吐鲁番出土的西州时期的帐目，可以肯定第一行是收入项，第二行是支出项，第三行是结余项。其中，支出与结余相加，应该等于收入。那么，在第一行全文录出以后，这个局部的帐目因而变得很清楚。格式和全文新录如下：
1．
2．八贯二百卅六文，为去年社等社利不足，准例取供社等用讫。
3．一贯七百五十文应分。
与这件大谷3499号文书相关的另一件文书是大谷3502号，其内容如下：
1．合公廨白直卅二人，秋季冬季两季总当课
2．钱一十九贯九百 （21）
三
唐代西域的安西地区，是安西都护府所在地，而安西都护府是唐朝控制西域最重要的军政机构。唐高宗显庆三年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而唐朝真正牢固控制这一地区，是在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王孝杰收复安西四镇，并在此地驻兵三万人以后。安西都护府不仅对整个西域地区有震慑作用，对龟兹当地也有相当程度的管辖，不仅政府运作如常，而且当地也存在坊制、城居和带有汉族特色的社会生活，对此，唐代安西地区发现的汉文文书本身就是极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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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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