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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争花絮选录
在我看来，田野还是立身之本，告别不得，施、刘二位老师所下的定义也令我迷惑，田野是“实验场”，还是“生活本身”？非得如此吗？两位为田野打架，为什么引经据典，何不让田野来说话？有两个问题，请二位解答。
第一．请问施爱东。举个例子：在《地球上的王家庄》里，队长给了毕飞宇86只鸭子，可是鸭子是活的，他数来数去，从来没有数过86只，最多数到了102只。毕飞宇在多次数鸭子之后，归纳道，“可能是86只，也可能是102只鸭子”。的确，这是个不科学的结果。可是在实验场中，数鸭子这个田野事件该怎样操作？如果把它们放到作为“实验场”的笼子里，结果肯定是改变了鸭子常态生活这个“场”。
不谈鸭子，说田野。如果考虑所有的要素，怎么处理它？得出的科学公式真的是穷尽一切可能，考虑了所有变数的放之四海皆准的吗？
如果只是抽取某些你想要的要素（刘宗迪也说过，你看到的，是你想看到的。）来进行实验，还是不是科学？剥离和摒弃其他要素的标准是什么？
还有，作为实验场的“田野”，还是民俗方法论意义的田野吗？我看要表明“田野实验”才好。而我经历的田野是复杂的、活的，目前我无力精微地处理田野资料，只好做出一个混沌式的民俗志。
第二．田野的那些层面可以是实验场，那些层面是生活本身？吕老师分析得妙。以“我”看“我”，看到的才是生活本身。而学术不是日记或者感言，请问刘宗迪，作为研究者，怎样定位您的生活与田野的真身之别呢？
【刘宗迪】
关于数鸭子这件事，前些日子去白洋淀，见湖汊的芦苇荡里放养着很多鸭子，我想那些鸭子的主人是不需要数鸭子的，想数也数不过来，他们关心的不是鸭子是86只还是102只，而是每天能拾到多少只鸭蛋，至于鸭子，管他呢，横竖也飞不出白洋淀。
那些鸭子的真正主人要数鸭子，大概不需要一五一十地挨个数，他跟鸭子朝夕相处，早就知道自己一共养了多少只鸭子，而且他跟那些鸭子都是认识的，比如不同的鸭子的毛色、叫声、肥瘦甚至性格都各不相同，鸭主人眼中的鸭子就像班主任眼中小朋友，少了一个，他马上就会知道，因此他数鸭子，大概是做减法，而不是做加法，除非母鸭子生了小鸭子，或者公鸭子勾引来别人家的鸭子。
鸭主人的知识就相当于真正的地方性传统性知识，而毕飞宇的统计数据则相当于某些田野调查者的科学知识。
鸭主人与毕飞宇数鸭子的区别在于：鸭主人有关于鸭子数的背景知识而毕飞宇没有。
土著居民和田野考察学者的区别在于：土著居民有关于其各种实践的背景知识而学者没有。
民俗学研究关心的可能正是鸭主人的知识，而不是毕飞宇那样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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