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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以上种种认识，我认为，就我个人的学术而言，我根本不需要考虑我正在进行的工作到底是别人的手段还是标靶，我只是想在现有的游戏规则中认真地下好每一盘棋。当大家都从前辈处习得了屏风马或者三步虎开局的时候，我试着走了一局仙人指路，只要我的每一个步骤合乎现行的游戏规则，你就不能指责我没有按既定的套路开局（套路本来就不是先验的）。
只要我的研究成果在现行的游戏规则内还没有被推翻，就应当被视作合理和有效。那么，按照学术的游戏规则，当别人论及相关论题的时候，他就无法绕开我的观点——如果他能提出和我相左的观点，他就必须把我的观点当标靶；如果他不能提出和我相左的观点，他就必须把我的观点当手段；如果他无视我对于相关论题的既有成果，那就是他的游戏没玩好。这是现行的学术规范所要求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的最终成果自然就成为了别人研究工作的标靶或手段。
从学术过程的角度来说，宗迪的研究成果所面临的局面是一样的，宗迪试图清理出龙这种象征的来龙去脉，说明龙何以与雨水联系起来、成为民间祈雨的对象等等，如果别人反对你，他首先要有能力推翻你；如果他同意你，他就必须引用你。你的成果自然地也成为了别人的标靶或手段。所以说，无论是你的释义研究还是我的形态研究，我们的研究工作本身都可能成为别人的标靶或者手段（当然，我这里是以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为讨论基点，那种抄来抄去，既没有资料价值也没有思想价值或方法论价值的文章另当别论）。
宗迪的意思可能是想说：形态学研究只是实现释义学研究目的的手段，施爱东的研究主要是形态学的，所以，施爱东的研究只能被关注释义学研究的学者用为手段。这话从现阶段来看是对的，因为这是一个阐释学风行的时代，你都已经把民俗学定义为阐释学了，而且我也同意了，那么，基于这一共识，我们把释义学研究理解为目的、把形态学研究理解为手段亦无不可。
但是别忘了，风水轮流转，说不定哪一天，释义学的研究成果也将被某一哲学思潮视作臆想、揣测或虚构，人们发现，在上帝面前，根本就无义可释。正如顾颉刚说自己本来想通过哲学“把宇宙和人生一起弄明白，把前人未解决的问题由我的手中一起解决”，结果“卤莽地奔驰了许久，我认识了宇宙的神秘了，知道最高的原理原是藏在上帝的柜子里，永不会公布给人类瞧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到哪个时候，解释学可能被视作毫无意义，人们倒转过头来，发现形态学虽然单纯，但朴实可靠。于是，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或别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什么主义卷土重来。到那一天，谁是目的谁是手段，那又难说得很了。
其实我和宗迪对于学术的理解并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分歧。我们的区别只在于，宗迪把目光放在远处，而我只是把目光放在脚下，远处的东西是否靠得住，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但我知道脚下的地是实实在在的。宗迪是开奔驰的，我是骑自行车的，我没有宗迪的才气，所以只敢脚踏实地一点点往前挪。
【吕微】
宗迪的帖子果然厉害,我以为无论就深度,高度还是难度来说,都上了一个台阶,在下一时语塞,无以应答（“对话”只能是学术研究的伦理前提而不是学术研究的具体方法）。可宗迪不依不饶，放出风说：“听说吕微近来移居西山，过起了归田园居、闲云野鹤的野老生涯，鸡鸣桑树颠，狗吠深巷中，我辈且静观其变。”
北京的西山确是个好处，我是喜欢从八大处到香山之间的那七八里阒无人迹的山路，你想想看，当你刚才还身处喧嚣的都市，而突然间，却只有你一个人在大山中独行，那是什么感觉？西山是上天赐予北京人的无价的馈赠，但又有多少生活在北京的人能真的领略到其中的奥秘？不是不能，而是不能去能——“不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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