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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离不开语法，但更离不开语境，任何对话都是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的，都是不同的语境之间的对话，在语境不同、传统各异的主体间进行的对话，永远只能是试错和探索的过程，我们甚至可以说，吕微理想中的普遍性的话语结构（形态、编码、语法）与其说是对话的前提，不如说对话的结果，正是通过对话，对话双方才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正是因为人心隔肚皮，不同个体之间存在差异性、多样性，才需要对话，对话才有意思，在千差万别的人类世界，不可能存在一个像吕微说的那种基于“人类基本价值”之上的“主体之间存在的先天之领域”，如果有这种东西，一切对话就是多余的了，人类事务就免除了对话、谈判、协商、讨价还价的麻烦了，由集中计划者（中央领导或美国总统）根据先天的原理或公式按方配药、统一分配就行了。或许，在这个民主、自由的话语已经变成图腾、变成霸权话语的时代里，恰恰这种对于人类基本价值和先天原则的纯朴的信念和追求，有可能成为吕微所反对的集体对于个体的专制武断的理论先导。
民俗学研究尤其不能放弃语境研究，即对于地方性、草根性、有限性、民族性、多样性的关注，而民俗学田野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回到现场，如其本然地把握民间生活及其传统的地方性、草根性、有限性、多样性，这一点是单纯依靠形态学研究所做不到的，也是无法像爱东那样通过把田野作为理论的试验场而实现的，这里需要的是建立于对于传统（田野的和文献的）的深刻洞察和广泛了解之上的释义学（阐释学）。因此，我一直认为，民俗学应该是一门阐释学，应该立足于阐释学的学科框架构架自己的学科体系、研究路数和教学体系。作为阐释学的民俗学，应该是这样一门科学，即立足于民间生活的具体语境，通过对文献资料和田野资料的综合研究，揭示传统的形态构成，阐释传统的意义，追溯传统的来龙去脉，关注传统的当代处境及其未来命运，从自己的学科角度提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并能够对人文学科的一些有意义的问题作出独特的解答。格尔茨的东西我没有细读，不知道他的所谓解释学的人类学是不是就是这种东西。
【施爱东】
看了宗迪这个带总结性的帖子，很长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复。
难以回复是因为宗迪这个帖子跟我的主张没有任何实质冲突。矛盾消解了，对立的一方消失了，论争失去了着力点，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论争之前，我以为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没有结局的科玄之战。现在看来，情况发生变化。短兵相接到了肉搏战的时候，两个人就绞在一起，界限不明晰了。
宗迪说，“民俗学应该是一门阐释学”。阐释学可能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也可能是哲学意义上的。如果把这种作为阐释学的民俗学理解为方法论意义上的学科概念，也即理解为一种阐释和确定意义的方法，我同意宗迪的看法。
但如果把民俗学理解为存在论意义上的哲学阐释学，也即把它当作人类生存的一种基本形式、人类生命的历史过程本身来看的话，那么，我反对。因为学术活动毕竟不是常态的生存方式，它只是一种很特殊的智力活动，它首先必须与感性、浪漫等诗意的常态生存方式划清界限，才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
我相信宗迪所谓的阐释学是基于方法论意义而言的，因为论争的前提就已经把民俗学预设为一门“学科”，所谓学科，本身就是作为方法论而存在的科学形态，《辞海》释为“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所以，我完全赞同宗迪所理解的民俗学：“应该是这样一门科学，即立足于民间生活的具体语境，通过对文献资料和田野资料的综合研究，揭示传统的形态构成，阐释传统的意义，追溯传统的来龙去脉，关注传统的当代处境及其未来命运，从自己的学科角度提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并能够对人文学科的一些有意义的问题作出独特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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