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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使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更加有意义：在一个推行平等化实践近三十年的国家，人们会如何看待、处理如此明显的不平等？今天的社员，他们很多都是享受当时的这种平等的，还有他们的后裔，他们怎么去看待和处理这些不平等？一些学者的研究也涉及到了这些问题，当然不一定是从农村的角度，Martin Whyte和李静君的研究都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人与欧美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一样，更加认可市场公正原则，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他们发现，被访者大多认为当前贫富差距的结果是公正的。他们的研究对象是城市居民，不过，我们在农村里的走访，似乎也印证了他们的发现。在农村里做调查，与普通农民闲谈时，虽然常常能够听到他们对当前显见的贫富差距的牢骚话，但是，进一步问到“这公平不公平？”却很少有人质疑贫富差距的正当性。即便是相对贫穷的村民，在谈到村里的富人时，最常见的评论往往是“人家有本事呗！” “人家会搞呗。”我在安徽做调查，他们常常说“会搞”这个词，这也是对走在他们前面的富人背后的机制的一种认可。在一句简单的“会搞”后面，既包括勤劳苦干、经营有方，也包括耍奸使滑、坑蒙拐骗。集体时代的受苦受穷经历，使得平均主义（村民称其为“吃大锅饭”）丧失其价值上的正当性，改革意识形态所向披靡，村民们倾向于接受任何个体作为所导致的结果，乃至于可以罔顾法律和道德的戒律。
既然村民认可造成现实的背后机制，那么我们有理由期望村民们平和地接受现实，达成现时代的社会分化秩序。这也是我在看Martin Whyte和李静君的文章的时候的一种感觉，感觉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一个有人在高有人在低，有人在前有人在后，但比较有序的状况。可是，如果我们浸润于农民的生活世界，就能够非常明显地观察和体会到一种强烈的“悖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所作所为与所说所思的悖逆。村民们在解释社会分化的现实时，无论是口头上还是思想上，都很少去质疑其合理性；但在他们的生活中，却时时用行动表达出对现实的不接受。
我现在谈的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方面，农民盖房子。现在的盖房子我们称之为盖房竞赛，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安徽做调查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明显。今年上半年我又随队去河南、河北，目的并不是为了去调查盖房子的情况，但村庄里如火如荼的盖房竞赛仍然让我印象深刻，只是更加升级而已。当然也有一些新的情况。在河北他们盖的是平房不是楼房，有大院子，这与当地的气候和生活习惯有关。河南南部很多地方开始盖两层楼房，福建则开始盖四层楼五层楼。这种盖房竞赛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理解，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地位竞争。阶级分化事实上在盖房之前就已经完成了，通过一个大的市场，这是村庄无法左右的，不平等的地位已经造就。那么盖房体现了什么呢？这恰恰是个体在消费这一领域表达对客观造就的经济分化的一种不甘心、不情愿、不接受，造成了在外人看来好象是不理性的一种盖房竞赛。农村盖楼房不一定方便，甚至不一定舒适，这与农业生产的特征和当地气候有关，盖房投入的资金很多，但他们的生活水平很低，在河南很多地方吃肉还是一种奢侈。李景汉主持的定县调查，34户农家1928~1929全年生活开销记录，食品支出平均每家168元，房屋平均每家估价362元，房屋造价是平均食品支出的两倍左右，但今天去看，可能绝对不是这个水平。在河南的农村，20万元盖一个楼房，他一年的食品支出可能不到1万元，这是二十倍。当然这背后有很多原因，这与今天的消费结构、人们的经济支出结构、经济生活特点都有关系。
我认为，必须从盖房对农民来说所体现的意义的背后，才可以理解我们所谓的农民的“不理性行为”。造成盖房竞赛的原因很多，比如城乡的事实性隔离。很多人到城市中赚钱但留不下来，至少他自己预期将来还是要回到乡村的，在城市里他只是一个赚钱的机器，这就造成空间意义上非常狭隘的地位展示舞台，他只有在自己生活的小村落里来展示自己的成就、自己的地位。另外一个原因，比如公共性的缺乏。因为人都有展示地位的需要，但乡村中社会意义上的公共舞台在萎缩，这在后集体时代更加明显。当以前的框架不存在之后（比如贺雪峰用“原子化”来表述它），社会意义上的舞台也非常狭窄。在社会意义舞台很大的地方，人们地位的展示可以有很多渠道，比如通过宗教仪式，通过对公共生活的参与，修桥建路，以及由当时的传统文化去支持他。比如传统的富人可以修桥、建路、资助庙宇。有学者曾经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写过文章，把宗教生活看作人们地位的一个展示出口，但是在中国乡村，这个出口后来发展得并不够通畅。从公共意义上来讲，这使得地位展示的舞台非常狭窄。
为什么农民会有这么大的精力去投入盖房子？实际上在后集体时代，一个人的贫富差距被农民解释为个人作为的结果，很自然地就会把自己的贫穷落后看作是个人的无能、不作为的结果。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生计、财富都和他能否抓住市场的机会连在一起，所以看起来似乎越来越成为个人努力的结果。“没有人拦着你发财”——贫穷几乎成为窝囊、无用的同义词，有落后趋势的农民都要面对这种责难的恐惧，在这样一个意义上讲自我是受伤的。所谓自我，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是“我看人看我”，你怎么去感觉别人看你；用米德的话说是镜中我，首先都是当事人自己体会别人怎么看他。他体会到我贫穷我落后别人会把我看成是窝囊的，看作是无用的，看作是失败者。这样一种责难的恐惧在我与他们的交流里感觉是挺严重的。
有很多社会学家讨论“受伤的自我”这个问题，比如美国的社会学家Sennett 在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里深入讨论过分层社会的社会心理后果。社会分层往往造成中下阶层人士深深的自责，走向自怨自艾、自我沉沦，进而自我合理化。我们在今天的中国农村也看到这样一种迹象，把贫富分化纯粹看作个体作为的结果，在这一情况中我们发现他们并没有走向完全的自我沉沦，而是走向合理化和接受这个现实。在盖房竞赛中，我们看到的是顽强的不甘心、不服输的精神，自怨自艾、自我沉沦的情绪荡然无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反差？对此的解析不能绕开历史。集体化的经历和记忆与村民在这样一种受伤的自我面前的反应是有直接关联的。我在安徽做调查时经常听村民讲： “谁都不比谁差多少”，但事实上这种分化已经出现了，进城的人由于工作不同也产生了分化，但是他很难接受。过去集体化时代的自我是一个相对平等的自我，是流动的。Martin Whyte的研究发现大的家族在贫富分化中的位置：当孩子小，供养老人的时候，就比较穷；当孩子到15到28岁，这是一个家庭最盛的时期，每个家庭都会有这样一个轮转。今天虽然落后，但孩子长大后会变好，即使有差别也不是很大。那个时代的自我是你稍加努力就可以维持和别人的平等。这样一个集体化的经历，对于我们今天，当他面对现实的分化和客观的不平等，感觉到自我受伤的时候所采取的行为是有直接的关联的。这个背后是什么呢？我开始讲到的所作所为和所思所说的一个悖逆，所作所为是比较表象的，所思所说是比较深的，但实际上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东西，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自我感知，一种内在的情绪。中间的层次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文化价值，今天这个时代被高扬的价值（谁穷谁富是自我作为的），最深层的自我的感知再到浅层次的所作所为。
总结来看，可以将后集体时代的盖房竞赛看作是农民对客观的经济分化的主观对抗，是对面临威胁的自我形象的自我救赎。那一栋栋矗立在平地上的房屋，与其说是实用性的住宅，毋宁说是一个个展示的自我。
吴重庆：关注乡村社会的日常状态
志辉和晖临在报告里关注的是中国乡村社会的日常状态，我认为这在目前尤其有意义。日常状态下的中国乡村社会应该成为目前从事中国乡村研究的学者共同关注的对象。晖临讨论了农村的盖房竞赛，这样一个貌似鸡毛蒜皮的研究题材即使对“改造中国”这样一个宏伟的目标来讲，也是可以扯上关系的。很简单，比如说我们了解他们盖房子的竞赛是出于什么目的、动机，如果在新农村建设中能给农民提供一个多渠道的展示自我价值和成功人生的舞台，他们可能就不会把全部精力、财力投入在盖房竞赛上了。如果他不是把所有的财力都压在盖房子比赛上，那么他就会安居乐业、身心舒畅，这是非常符合“改造中国”的目标的。
我们现在的乡村研究大多关注乡村社会中比较热闹的甚至是非常态的事件，比如村民自治，上访，集体行动，维权抗争都是很热闹的，我们能不能关注一些不是那么热闹的又是比较常态地发生于乡村社会的场景？关注常态的乡村社会，其对认识中国的作用并不低于关注非常态的乡村社会。可是，目前从事中国农村研究的学者还是偏向于大题材，热衷于热闹事件。
林聚任：欠缺对农村社会基本问题的研究
我可以提供一个佐证。根据我们对《社会学研究》自1986年创刊以来至2007年22年间刊发的有关中国农村社会的共计231篇学术论文进行分析之后发现，中国农村社会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密切相关，各研究专题的历时性变化与农村发展政策、制度变革、现实问题呈现极大的关联性。从我们对各个研究专题和关键词的分析可以看出，研究者们的学术兴趣点多集中在当前农村社会变革与发展的重要领域，例如农村改革、小城镇发展、乡镇企业、基层组织变革、城乡关系、农民工流动、农村养老与社会保障等等。当然，有一些基本问题是社会学家始终关注的，但总的来说，农村社会研究具有很强现实性和应用性。
我们发现，研究者关心的主题相对集中于：第一，集中关注“变迁性”问题。流动、变迁、角色转换这三个关键词都是有关农村社会事物变化的。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着眼于“变”的视角。第二，集中关注某些“社会群体”问题。学者们特别关注对农民工、妇女、“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的研究，考察他们的生存状况，所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之路。第三，集中关注“社会关系”问题。如城乡关系、人际关系、社会支持网，以及婚姻家庭关系，都一直是社会学者们研究的课题。
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问题性虽强，但这些问题更多地是与形势性较强的经济社会变革相关联，时变性大，然而缺乏对更基本的农村社会结构性或更深层的问题的研究。
卢晖临：退思——观历史——察人心
吴重庆谈到了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状态，我觉得他总结得非常到位。那么怎样进入日常生活状态？实际上我并没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回答，我自己也是在思索之中。过去讲退思，你退一步之后才能进入到它的常态之中，去看现在乡村无论是哪个地域自己的特殊性、它中心的问题、村民中最大的焦虑等等。当然每个人的眼光不一样，看到的东西不一样，这都没有关系。另外一点就是进入日常生活一定要历史和现实相结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实际上就是这样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过来的，它和历史有非常复杂的纠结。
进入到乡村日常生活中去，看什么？观察什么？事实上对农民的心态，我们一直是比较忽视的。在人心这个层面，如果直接问他：你觉得社会公平吗？他可能说公平。但这种纯粹的属于态度问题的调查是很不足够的，我们关心的是心态问题，可能我们还是需要长期的观察，多次的往返调查，从他的行为、日常生活中去察觉。我们经常想去解释许多大的社会变迁，实际上大的社会变迁也是由无数个体所促成的，它最后所产生的结果也是落实体现在个体身上，我觉得这是将来应该值得关注的方向，即进入到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的所思、所想、情绪等等方面。
（录音整理：吴 娱、周文静、胡兰芳、王蓓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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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8年第6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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