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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难于阻止的全球市场经济速度又反向提出一个何以应变的问题。一方面，人类学需要找到农村文化中断而造成的情感、精神与信仰层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加以理论导引，如果我们做得到的话；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努力寻找快速经济 / 社会变迁条件下的应变态度与实践。我们知道，现代企业和公司，无论是何种国家或族群的成员卷入，凡是在作为机械（功能）和有机的组织方面跟得上变迁以外，还有一个作为文化的组织的应变和转换问题。因此，当代企业和公司的研究，已经不是单纯考虑科技和雇员可以快速应对企业内外技术性改变问题，而是实践组织与文化的快速调整，这样，已不像对待缓慢运转的传统乡村社会那样的不慌不忙的研究，而是时不我待。不过，即使今日中国农村的社会进程越来越快了，我们还有时间（相对跨国企业运转而言）坐下来探讨一些严峻的问题：如果说最佳的现代社会运转模式是减低文化中断的影响，并顺利转变为社会文化适应的新的生活方式；那末，就必须立足各个乡村社区的整体性运转设计，其中有几个必备要素：如代际传承的链环需要保持（一些发展较好的中国乡村已经把流入城市的年轻人吸收回来）；人地关系构成在生计与生活方式上形成微型体系；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同区域民俗及信仰处于整合状态。这无疑又回到人类学以上谈到的环境—生计—组织—精神文化的变动的整体关系，其中，已是应变过程中的不断变化的新的组合与整合。于是我们设问，较多地保持自身族群精神、民俗信仰和现代性综合一体的日本是好的榜样吗？处于文化替代、文化压挤状态的夏威夷土著与北美印第安人是不好的榜样吗？总之，中国乡村不可接受全盘文化替代的结局，这就要求因市场经济推进而使中国农村社会急剧变迁而造成的文化中断现象需要社会学 / 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和梳理，它的研究的最终意义在于我们能够找到应对世界剧变而又获得身心健康发展的途径。只有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没有良好的文化适应、传承与认同的新社会不是中国农民所希望看到的。为此，积极参与乡村社会的学理的分析，抑或是社会之参与实践都是互渗的，因而它们理应处在互补的和需要相互协同的状态。
贺雪峰：核心问题是指向
我们要怎样“认识中国”？是不是只有民族志才能“认识中国”？是不是这一个地方调查的时间越长我们就越能“认识中国”？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开放，也不仅仅是从日常生活，还有较典型事件，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研究，哪个学科都没关系，核心是指向。我们要指向哪里？就是我们在研究时要理解农村，理解农村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你怎样去理解呢？为什会有悖论呢？因为我们的理论是有问题的。在我们都指向理解农村时，我觉得问题就不大了，你提你的意见，他提他的观点，最后乡村就成了我们讨论的平台。谁的解释好，谁的解释不好，谁的解释在这个层面，谁的解释在另一个层面，最后就会构成一个有关农村的立体的图像。实际上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得到乡村的经验后，把它分离出来，指向另外的其他的方面之后，乡村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
我们的乡村研究需要多学科多角度的方法，每个人都有一个角度，每个人都不可能穷尽真理，最终我们就来“认识中国”。但是“认识中国”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认识中国”的目的就是“改造中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汇聚在一起来讨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指向，我们的指向应该是理解中国这样一个大的方向。
潘守永（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先清理自家门户
今天大家都觉得做中国乡村社会研究要打通学科壁垒。但是我觉得在打通壁垒之前要先清理自家门户。一个学科如果连自己的目标都不明确，还谈什么打通壁垒？不管是人类学还是社会学，都首先是一种工具体系。如果我们回避学科的规范性也是成问题的。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立足点。
另外，虽然我们今天乡村社会研究已经做了三十年，但是查看很多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国乡村的文献，可以看到引用的文献里很少是中国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如果我们还认为西方社会科学就是不能理解中国社会，我觉得这也是故作姿态。
刘翠霞（南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自反性”的进入——中国村落研究的理论困境
学者们对“村落”的理解不外乎以下几种：（1）原始说，即认为村落类似于原始部落或初民社会，是农村社会进化史的开端。（2）区位说，即将村落视为不断演进的空间聚落单位，关注村落中所有人的生存空间环境。（3）共同体说 / 社区说，即将村落视为受共有的社会规范制约的、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天然和谐的共同体。（4）单位说，即认为村落是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构成中国农村社会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群体。上述关于村落涵义的理解为我们全面地勾勒出了村落的基本意象，虽然理解各有侧重，但我们发现学者在村落研究中有意无意地都有一种透过村落理解中国社会的宏愿，这其实就是一种“超越村落”的企图。所以从这里我们也会发现村落研究本身是一种“自反性研究”，也就是说在研究村落时，学者更多的是想超越村落本身，获得对宏观社会的洞见和省察，透过村落来看乡村社会乃至中国社会，这是一种事关宏旨的研究。
中国目前的村落研究的分析框架往往是二元式的。比如说村落—都市、传统—现代、国家—社会等典型的二元分析框架。二元分析框架对我们分析问题的确是一种有力的工具，但是诱人的解释力背后往往也隐藏着滑入二元陷阱的危机。在村落研究中落入“二元陷阱”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嵌入”思维：国家嵌入社会；大传统嵌入小传统；现代嵌入传统；城市嵌入乡村。当国家、大传统、现代、城市与村落遭遇时，它只能“嵌入”到村落中，永远作为外部性力量发挥作用，而不是“融入”村落，二元之间有一种相互对抗的敌对关系，这也是中国村落研究的理论困境。村落研究能否真实地反映村落的面貌，它作为地方性知识是否能够代表“大社会”的景观，造成村落研究的合法化面临困境。作为一种自反性研究，村落研究有着“超越村落”的企图，即通过村落来理解中国社会。那么这就出现了“代表性”的问题。另外，我们所研究的村落是不是真实的村落，是不是掺杂了我们太多的臆想成分在里面？真实的村落到底离我们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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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8年第6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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