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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传统的新编与逻辑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场革命使中国的经济有了迅猛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提高。与此同时，尘封的记忆开始释放，传统的文化生活日益复兴。景军的《神堂记忆》（参见Jing Jun, The Temple of Memories: History Power 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是对西北大川村孔姓重建孔庙一事的研究。他从社会记忆的理论角度，考察了仪式知识、族谱写作、民众观念中的村史、对苦难的叙事、复仇政治等与庙宇相关的具体问题。围绕着这座供奉孔子与当地祖先的庙宇，作者不仅记述了过去对传统观念与活动的压制和打击以及改革开放后地方社会与文化形态重新复苏的过程，也展示了大川孔氏在适应环境变迁中对历史与传统的有选择的、具有创新性的利用。正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论述的，重建后的孔庙在大川的宗教生活、亲属意识以及权力结构的重构中扮演了核心角色，然而，它并非是对传统的简单恢复，而是与文化的创造相伴随的，还渗透了当代的社会影响。弗洛尔（John Flower）和利奥纳（Pamela Leonard）对四川西南一个山村川主庙复兴的研究（参见[美]约翰·弗洛尔、帕米拉·利奥纳著，陈永革译：《中国乡村的文化生活：以川主庙为例》，张敏杰主编：《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西方学者看中国》，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反映了与大川孔庙的重建相近的主题。在当地，川主被认为是战国时期秦国蜀守李冰之子，是“正直官员”。重建寺庙是村民的自发行为，起初被政府视为“封建迷信”活动而被查禁，后又以发展旅游业的名义将“川主庙置于党的控制之下”。他们的研究认为，地方寺庙是一个具体社区的历史记忆，川主庙的恢复是对市场经济下蔓延的官员腐败的不满。作为中国农村一个初生的民间机构，寺庙的复兴反映了村民重建权威、公正与自由的心声。
阎云翔对东北一个乡村（下岬村）的研究，（参见阎云翔著、李放春等译：《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意在通过考察礼物的交换过程和社会网络的建构，分析其潜在的文化规则和运作逻辑。作者认为，作为建立各种社会关系的文化机制，礼物的馈赠和其他的互惠交换在人际关系的维持、再生产和改造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所在。下岬村村民40年间礼物馈赠的实践，展示了国家政治经济过程与民间社会交往模式之间的关系。与《礼物的流动》可进行对比阅读的是吉普尼斯（Andrew B. Kipnis）的《制造关系》，（参见Andrew B. Kipnis, Producing Guanxi: Sentiment, Self and Subcultur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他立足于对冯家村这个华北村落的研究，同样展示出对民间生活模式的把握和对人际关系的深度理解。在1948年至1990年的历史脉络中，作者通过送礼、做客与请客、参加婚礼与葬礼等特定情景下关系的建立、维持与破裂，探究了冯家村的关系实践。他认为，由社会支持和情感联系建构的关系网络，展现了乡村的政治经济进程和村民的行为模式。
刘新的《在自我的阴影下》（参见Liu Xin, In One’s Own Shadow :An Ethnographic Account of Postreform Rural China.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是对西北地区赵家河村在20世纪末期现代化历程的一份民族志记录。因其目的是对改革后的中国农村进行经验性的理解，所以他关注的是一系列历史背景下的日常实践，是诸如婚礼、葬礼以及村民政治参与等特定的场景。在作者看来，在这些人的行为和表演方式中，显现了改革开放后乡土中国的特色和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特质，实践着深层的认知结构与社会生活间的运作逻辑。
（四）海外研究的观察视角与焦点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海外人类学研究的观察视角实现了从“远观人类学”到“解剖麻雀”的转换，学者们立足于村落调查，不仅细致入微地再现了广阔的生活图景和社会变迁的形貌，更为认识中国社会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诚如费孝通所说：“把一个农村看做是全国农村的典型，用它来代表所有的中国农村，那是错误的。但是把一个农村看成是一切都与众不同，自成一格的独秀，也是不对的。”（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费孝通文集》第12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正是这些乡村民族志，贯穿了学者们对中国乡村发展道路的理论阐释和对民众生活的深切关怀。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方面：
其一，乡村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对于改革开放后乡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学者们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解读。一种流行的解释是分田到户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对此，黄宗智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的研究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把大跃进描述成一个仅由极“左”政治决策造成的纯粹灾难实在是过于简单，以至歪曲了历史经过。这一说法无视水利、乡村工业和资本化副业三方面的巨大进步，而这正是后来乡村发展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巨变主要是通过农村过剩劳动力的转移而实现的。（参见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78、287页。）高家村的个案也同样表明，改革开放后农产品产量的提高是与前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发展和后期新技术的采用分不开的。
其二，民众的生存状况和生活逻辑。人类学研究关注民间社会，关注弱势群体。人类学家对民众生活的体察，其目的正是通过民众最基本的行为方式来洞悉他们独特的社会文化特性。因此，在学者们的研究中，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谋生途径、信仰仪式乃至情感表达都被予以关注。他们在书中描述的，既有农民在极“左”路线影响下无所适从的艰难处境，也有乡村工业给农民带来的生活改善，还有外出打工农民生活的辛酸。他们既对农村妇女的社会角色与地位做了重新审视，也对农村福利制度的危机与转变做了论述与分析。波特夫妇以农民“养儿防老”的观念为出发点，解释了计划生育工作步履艰难的原因和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把握了代际间抚养和赡养的交换关系及其深层逻辑。而下岬村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冯家村和赵家河村日常生活中的关系实践，也同样显示出研究者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村民行为模式的独特领悟。
其三，地方精英、村民、国家政权三者的关系。在对乡村社会变革的描述中，权力结构的变迁是重要的观察角度和研究内容。在杜赞奇所研究的华北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不仅表现在士绅对村民的控制，还表现在通过文化来实现权力的整合。在赋税方面，地方精英则斡旋于国家政权与村民之间，充当保护性或盈利性经纪人。在华南的环城公社，萧凤霞以地方史的形式呈现了不同时期代表国家权力的各种乡村精英与普通农民之间的关系变迁。这种研究角度的选择，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乡村政治和地方文化的研究。无论是大川孔氏在改革开放后重建孔庙过程中对历史与传统的创新性利用，还是川主庙恢复过程中地方社区与国家的关系，都反映了村民重建权威的内在张力。
由此可见，在海外人类学对乡土中国的研究中，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如何把握乡村社会的权力运作，如何认识乡村经济的发展机制，始终是人类学家们共同关注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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