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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裕是以“会昌排佛”著称的名相，所以据释徒所言，当然表示他对“无气义之士”的极端蔑视。《近世节士论》又言：
夫名节者，非危乱不显，非险难不彰。免鈇鑕、全性命者尚十无一二，况福禄乎？若使不受困辱，不婴楚毒，父母妻子，恬然自乐，则天下之人尽为之矣，又何贵于名节哉！38
这当然是对于唐末士夫专注个人得失，阙失整体价值观念的激愤之词。于是他想到了刘备与关羽、张飞，在《英杰论》中他说：
蜀先主与关羽、张飞同卧起，而稠人广众坐，恃立终日，皆用此道，故能成功。夫御英杰，使猛将，与见道德之人，接方正之士不同也，不可以繁礼饰貌，以浮辞足言。宜洞开胸怀，令见肝肺，气慑其勇，恩结其心，虽踞洗招之，不为薄矣！禄山，夷狄之谲诈者也，非将门英豪，草莱奇杰，其战斗之气，击刺之才，去关、张远矣！天宝末，受专征之任，托不御之权，入朝赐宴，坐内殿西序鸡障之下，非其所据，果蓄异图，幽陵厉阶，至今为梗。盖恩甚骄盈，以至于此。倘以徒隶蓄之，岂有斯恨！39
也是对唐王朝对待儒士武将不知良莠、不能推诚的摇头痛惜。李德裕夫妇贬死于大中三年（849），二十多年以后黄巢起事（875），再三十年唐王朝灭亡（907）。后世史家尽管罗列了多种因素，但唐王朝的价值体系失序肯定也是原因之一。唐末已不可能产生李德裕所谓敢于担当、勇于任责的“英杰豪侠”，故满朝文武只能眼睁睁束手待毙，茫茫然引颈受戮了。
四 唐代社会转型
中晚唐社会还产生了另一个变化，这就是中央和地方藩镇争夺税源财赋的问题。唐太宗即感到用支匮乏，一般以建中元年（780）唐德宗接受杨炎建议，颁布“两税法”以替代租庸调法，为唐代赋税制度改革，亦即经济转型的标志。其背景是“安史之乱”以后，黄河流域备受荼毒，农业经济受到巨大破坏，人口流动加剧，户口耗减，唐初“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实际上已无法实行，而且地方藩镇的割据局面造成事实上的财税独立，中央政权的财政收入难以为继。“两税法”主要适应着人口流动和商业活跃的现实，以现实居住地重订户籍，定居者与流动人口分别计税。黄仁宇曾以今日之财政角度，评论中唐藩镇割据和重商主义之间的关系，以为：这当中的冲突不仅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争，更因传统的统筹办理，注意全面的均一雷同，与新型财政的重点主义冲突。这也就是说，一方是平衡式的管制，注重形式；另一方面是不平衡的支配，注重实际。杨炎虽作两税，仍着重前者。他的宗旨，以‘尚书度支总统焉’一句话包罗殆尽。后者则可以刘晏作代表。他以公款造船，将财政片面商业化，将货物买卖的盈利，增加政府的收入。以两人着眼之不同，虽同在中央服务，终造成两个水火不容的体系，以致刘晏被杨炎谗杀。当日藩镇之自主，也有趋向财政实用主义和重点主义的模样。怪不得很多节度使对刘晏之死提出抗议。40
《估客乐》为六朝乐府诗题之一，本为描摹商贾行旅之孤羁愁肠，闺门妇人之倚门怨望。而中唐“新乐府运动”观照现实，题旨遂一变而为指斥商贾暴富之伪诈，感慨农事不作，世风不古。盖缘中唐商潮初起，逐利之风竞相扇炽。何况盐、茶、瓷等大宗商品禁榷初开，民间商贩趋之如鹜，也很快形成贫富分化41。元稹《估客乐》把这种经济转型期商贩估客的心态，以及原始积累的无耻描绘得淋漓尽致：
估客无住著，有利身即行。出门求火伴，入户辞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有所避，求利无不营。火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交关少交假，交假本生轻。自兹相将去，誓死意不更。一解市头语，便无乡里情。石打臂钏，糯米炊项璎。归来村中卖，敲作金玉声。村中田舍娘，贵贱不敢争。所费百钱本，已得十倍赢。颜色转光净，饮食亦甘馨。子本频蕃息，货赂日兼并。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经营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迎客兼说客，多财为势倾。客心本明黠，闻语心已惊。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归来始安坐，富与王家。市卒酒肉臭，县胥家舍成。岂惟绝言语，奔走极使令。大儿贩材木，巧识梁栋形。小儿贩盐卤，不入州县征。一身偃市利，突若截海鲸。钩距不敢下，下则牙齿横。生为估客乐，判尔乐一生。尔又生两子，钱刀何岁平。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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