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亚之《冯燕传》则提供了另一类型的描写市井生活的文本34。冯燕本市井豪强不肖，素以击球斗鸡闻名于里。后因杀人出亡，匿于滑州，与渔阳牙将张婴之妇有奸。一日张婴忽自外还，冯慌忙潜藏，却将巾帻落于床上，不意张婴醉酒不醒。为怕撞破奸情，冯燕情急之下，目示巾帻，欲携之逃走，妇人却授之以刀。他“熟视”久之，挥刀直斩妇人，携巾逃逸。天明案发，张婴以杀妻诬服。临刑将死，而冯燕却于围观中排挞而出，坦承“吾窃其妻而又杀之，当系我”，获得官府、舆论的极大同情，遂蒙恩诏赦罪，连滑州的死刑犯人也一概免死。文后有作者“赞曰”：
余尚太史言，而又好叙谊事。其宾党耳目之所闻见，而为余道。元和中，外郎刘元鼎语余以冯燕事，得传焉。呜呼！淫惑之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然而燕杀不谊，白不辜，真古豪矣！
明言此为“纪实文学”，且当作“谊事”的“平民史传”写作。此文之“谊”与欧史所述“忠谊”，正与前述侯彝故事中“好侠尚义”之“义”互训，“不谊”即为“不义”25。又李亢《独异志》卷上：
唐大历中，万年尉侯彝者，好侠尚义，常匿国贼。御史推鞠，理穷，终不言贼所往。御史曰：“贼在汝右膝盖下。”彝遂揭阶砖，自击其膝盖，翻示御史曰：“贼安在？”即以鏊贮烈火，置其腹上，烟火蓬勃，左右皆不忍视。彝叫曰：“何不加炭？”御史奇之，奏闻代宗。即召对：“何为隐贼自贻，其苦若是？”彝答曰：“贼，实臣藏之，已然诺其人，终死不可得。”遂以贼故，贬为瑞州高安尉。26（重点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负责治安的现职官吏，竟然敢于“常匿国贼”，但是侯彝却因“然诺其人”，居然任凭拷掠，且又自加刑责，坦然承认，却又坚不吐实。更奇怪的是上奏皇帝以后，最终受到的惩罚不过是贬谪岭南，依然为官。如果不是出自记载，后世之人万难相信。作者谓其“好侠尚义”云者，似乎与他抗拒国家朝廷两不相涉，或者竟是他“好侠尚义”的具体例证。这种立场颇可玩味，他究竟是赞同侯彝的“尚义”，还是赞美皇帝的宽容呢？这种情况并非孤例，如《唐才子传》卷四《韦应物》即言：
应物，京兆人也。尚侠，初以三卫郎事玄宗。及崩，始悔，折节读书。
公豪纵不羁，晚岁逢杨开府，赠诗言事曰：“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朝持樗蒲局，暮窃东邻姬。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两府始收迹，南宫谬见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抚茕嫠。忽逢杨开府，论旧涕俱垂。坐客何由识，唯有故人知。”足见古人真率之妙也。
韦应物的坦然自承，当然有仗恃“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皇亲国戚的恩宠，这样的“尚侠”其实就是“骄宠任性”。一旦遭遇变乱失势，则不得不忍受“憔悴被人欺”的窘状。
又《宋人小说类编》卷一“殃庆类”引宋人贾似道《悦生随钞》所载《张藏英力报亲雠》事：
张藏英，涿州范阳人。自言唐相嘉真之后。唐末之乱也，藏英举族数十口，悉为贼孙居道所害。时藏英年十六，仅以身免。后逢孙居道于幽州市，引佩刀刺之，不死。为吏所执，节帅赵德钧壮之，舍而不问，以备牙职。藏英后闻居道避地关南，乃求为关南都巡检使，至则微服携铁，匿孙居道舍侧，伺其出，击之，扑于地，啮其耳啖之，遂擒归。设父母位，陈酒肴，缚孙居道于前，数其罪，泣以鞭之，脔其肉，经三日，剖取其心肝以祭。诣官首服，官为上请而释之。燕蓟间目为“报雠张孝子”。27
这简直就是《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模板。赵德钧身为封疆大吏，居然“舍而不问”，既不追究前罪，又不过问私刑，实际上是造成“自己动手，报仇雪恨”现象的根源之一。如果受害人不够勇悍，力不能逮，就只得倩豪侠代为出手。有趣的是，记载这则故事的南宋权相贾似道本人，就是死于私刑报仇的。可见这类问题一直延续到宋代28。冯燕、张藏英都是河北人氏，足见韩愈《送董邵南序》所称战国以来“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大变迁。无论鉏麑触槐，豫让吞炭，程婴存孤，还是鲁仲连义不帝秦，荆轲刺强秦，都决非报一己之私仇，而是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好典范，正体现着前人称颂的“春秋大义”。以唐人传奇而言，如《原化记》所载之义侠、《聂隐娘》之聂隐娘、《无双传》之古押衙、《霍小玉》之黄衫豪士，以及段成式《剑侠传》所述之车中女子、僧侠、京西店老人、兰陵老人、卢生、聂隐娘、荆十三娘、田膨郎、红线、昆仑奴、贾人妻、虬须叟等及《江行杂录》所述之李龟寿等，包括俗讲变文中的《伍子胥变文》描述去国复仇的伍子胥，及其逃难中舍身相助的打纱女、渔夫，《季布骂阵词文》中避仇卖身，髡钳为奴，临阵骂敌，羞辱刘邦的季布等等，均以“义”为旨，叱咤立决，快意恩仇，全然不必顾忌朝廷王法。张亮采《中国风俗史》谈及于此，以为“唐代任侠刺客，其趋人之急，而又不轻示人以技，许人以身，绰有古风。其胸次则逊古人远甚”，就是指其宗旨是否正大光明的问题。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本文责编：王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