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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少数民族史诗研究
2008年史诗研究一如既往，其中以《格萨尔》研究最为突出，其他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也多有建树。尹虎彬《口传史诗的类型学研究》[82]一文，介绍了本年度结项的中国社会科学院A类重大课题“中国史诗类型学研究”，其最终成果为专著3卷，总计60余万字。课题从史诗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整体建构出发，把个案研究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将对中国史诗研究产生一定影响。
(一)《格萨(斯)尔》研究
《格萨尔》研究主要关注史诗人物、思想内涵、文本特点以及史诗与戏剧、体育的联系等方面。杨嘉铭在《关于英雄史诗主人公岭·格萨尔王是否有原型的讨论》[83]认为，史诗主人公格萨尔王有其原型人物。这个原型人物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在多元的原型人物中，又以一个原型人物为主。韩伟与庞泽华的《〈格萨尔〉生命美学思想论》[84]指出，歌颂英雄、宣扬英雄主义是史诗的美学基调和价值尺度。韩伟与李雄的论文《〈格萨尔〉史诗的文学意义》[85]从史诗对藏族民间文艺和当代文学的影响以及与世界著名史诗相比的意义和价值三个维度阐释了其文学意义。陶铖《略论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文化建构》[86]以文化为视角，对《格萨尔》的文本进行多层次、多方位透视，以期将该史诗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关于《格萨尔》艺人的论文有两篇，如达瓦《浅析造就〈格萨尔〉艺人的条件》[87]认为活跃在民间的《格萨尔》说唱艺人，是这部史诗至今流传在民间的重要依据，也是史诗依然以活的形态传唱的现实基础。降边嘉措在《昔日乞丐今日国宝——谈“格萨尔"说唱艺人社会地位的历史性变化》[88]阐述了说唱艺人的基本特征、说唱时的仪式、说唱艺人的类型和传承方式，对比了不同历史时期说唱艺人的社会地位。许多论文还从戏曲、音乐、体育等角度探讨《格萨尔》的特色。南拉太《浅议〈格萨尔〉戏曲的表演特点》[89]一文指出，《格萨尔》藏戏是藏族戏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藏戏的形式来演示藏族人民喜闻乐见的《格萨尔》故事，有力地推动了史诗的广泛传播。李晓玲《试论〈格萨尔〉的唱腔特点及结构特色》[90]从构成曲调的旋律特征、节奏节拍、调式、等几个主要因素来分析《格萨尔》唱腔的音乐特点和它的总体结构特色。丁玲辉《〈格萨尔〉史诗中的体育活动》[91]指出了史诗中存在大量描绘远古游牧部落体育竞技活动的段落，尤其对格萨尔王的武功描述最为精彩。语言学的史诗研究成为《格萨尔》研究的新方向，张武江《递归结构与语言格萨尔研究》[92]以“丘奇一图灵论点”为基本构想，从语言学角度探讨了史诗《格萨尔》语篇的主位推进模式递归结构，并分析了史诗《格萨尔》语篇递归结构具有可选性和无限性两个特点，探讨了《格萨尔》说唱艺人语言认知过程也是一个递归结构。
《圣主格斯尔可汗》是金巴扎木苏演唱的通篇韵体的巨型史诗，是迄今为止的口头流传的《格斯尔》史诗之最。秋喜《金巴扎木苏<圣主格斯尔可汗>的韵式特征》[93]认为，歌手在该文本中融合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口头流传的《格斯尔》的故事，在演唱中显示了蒙古语汇之丰富、史诗语言的程式化风格以及多样的韵律艺术。龙梅在《艺人罗布桑和他的演唱文本“霍尔·格斯尔传”浅析》[94]中通过采访得来的第一手资料，介绍并分析了蒙古族著名《格斯尔》说唱艺人罗布桑以及他的文本《霍尔·格斯尔传》，认为该文本是一部很有欣赏价值和研究价值的民间文学作品。努恩吉雅《<格斯尔>中变驴故事的来源》[95]一文认为，《格斯尔》中有关变驴的故事有两种：一种是格斯尔把女妖变成驴的故事，另一种是蟒古斯喇嘛把格斯尔变成驴的故事。两种故事分别有自己的来源：前者来源于唐代传奇小说《板桥三娘子》，而后者则来源于藏族《尸语故事》。李善娥《英雄史诗〈格斯尔汗〉在现代的接受状况——以网络游戏〈可汗〉事例为中心》[96]，探讨了史诗《格斯尔汗》被改编成韩国网络游戏脚本，被韩国人民接受的状况。
(二)蒙古族史诗研究
仁钦道尔吉将整个蒙古英雄史诗归纳为三大体系：布里亚特体系的英雄史诗、卫拉特体系的英雄史诗、喀尔喀-巴尔虎体系的英雄史诗。[97]《宝迪嘎拉巴可汗》是内蒙古科尔沁地区蒙古族民众中广为流传的一部著名蟒古思因·乌力格尔(当地民众对英雄史诗的称呼，即“魔鬼的故事”)。佟占文《故事·表演·文本——蟒古思因·乌力格尔〈宝迪嘎拉巴可汗〉探微》[98]对布仁初古拉演述的蟒古思因·乌力格尔《宝迪嘎拉巴可汗》的故事及文本进行类型学分析，讨论故事如何通过表演而生成文本的过程。包海青的论文《蒙古族叙事民歌中的汉文化影响研究——“风水宝地出英雄”母题探讨》[99]并非是对蒙古族史诗的研究，但是其讨论的蒙古族叙事民歌中反复出现的“风水宝地出英雄”母题源于蒙古族传统文化中的地母信仰，源于蒙古族英雄史诗中的英雄神奇诞生母题，是在具有史诗传统的科尔沁地区特殊历史文化以及社会环境中产生的新的象征。用蒙古文写作的论文有九月的《蒙古考验婚研究概况》[100]，《蒙古英雄史诗产生的经济文化基础》[101]及《史诗〈道力津海〉及其英雄名字的象征意义》[102]。
(三)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史诗研究
乌日古木勒在《史诗艺人的生活史研究——对哈萨克族民间艺人卡孜姆的访谈》[103]提出，史诗艺人虽然积极配合民间文学调查、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可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却没有得到改善，尤其是他们的演唱天才和劳动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经济报酬，他们演唱的史诗没有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尊重。黄中祥论文《哈萨克英雄史诗所展现的人格模式》[104]从英雄史诗主人公的感性活力展现游牧民族的人格模式：保留着原始游牧民族血亲复仇的传统，把勇敢看作价值极高的品德，渴望建功立业，珍爱名誉，敢于冒险，富于幽默感，具有博大胸怀，能够尊重女性等方面。同一作者的另一论文《哈萨克英雄史诗中的骏马形象》[105]通过《阿勒帕米斯》、《库布兰德》等英雄史诗主人公的坐骑，揭示了游牧民族的骏马情怀，展现了英雄史诗中的骏马形象。《阿勒帕米斯》形成于古代弘吉刺惕部族的故地，传承于哈萨克、乌孜(兹)别克、塔塔尔(鞑靼)、卡拉卡尔帕克等突厥语民族，黄中祥《民族英雄史诗〈阿勒帕米斯〉的民俗特征》[106]通过对该诗在哈萨克族文本中出现的民俗事象，结合国内外史诗专家的研究结果，展示了哈萨克等突厥语民族的古老民俗。郎樱《国内首部系统研究哈萨克史诗的专著——<哈萨克英雄史诗与草原文化>序》[107]中高度评价了黄中祥这部著作的价值，认为这是国内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研究哈萨克史诗的专著。这部著作的出版对于我国史诗研究及史诗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用民族语撰写的论文有巴合提的《哈萨克族英雄史诗的时代划分》[108]。
维吾尔族《乌古斯传》是一部古老的散文体史诗作品，它讲述了乌古斯可汗英勇征战、统一汗国的事迹。阿布都沙拉木·许库尔·诺亚在《谈〈乌古斯可汗传说〉的原始宗教意象》[109]中从“日”、“月”、“星辰”、“水”、“树”、“火”等原始自然宗教意象和“狼”等图腾意象进行文化解读和评析，探索了“民间”作家借助于民俗事象和宗教典故建构传说的传统审美意境，寄托文本的审美认识、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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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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