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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少数民族神话等研究
近年来，关于某一民族某一地域民间文学文化的研究持续发展，尤其是一些地方院校以当地民族文化作为自己科研主攻方向，更推动了这方面的探讨。在神话资源丰富的云南佤族地区，继2006年8月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联合西盟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主办“首届中国佤族文化学术研讨会”以后，2008年4月，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联合沧源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佤族‘司岗里’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举行。研讨会期间参会者考察了沧源崖画、翁丁原始生态村，参加了佤族狂欢节“摸你黑”等活动，并就佤族“司岗里”神话等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沧源崖画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崖壁画之一，产生于3000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因为沧源崖画位于佤族地区，其与佤族神话尤其是“司岗里”神话的联系就成为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沧源崖画的发现和最早的研究者汪宁生《佤族“司岗里”神话和沧源崖画》[64]就沧源崖画第六地点的洞穴画面与“司岗里”神话关系问题发表了见解。汪宁生认为，“司岗里”神话中心思想是说人类是从山洞中出来的，而沧源崖画的第六地点的第五区有一个画面正是描绘山洞的。沧源崖画中是有神话人物及神话故事的内容，例如著名的“太阳人”，画面即为对远古流传甚广的“射日”神话的描绘。然而上述山洞画面是否就是对“司岗里”神话的描绘?汪宁生的看法仍然是两者可能有关，但证据不足。山洞画面洞口有一人，作双臂平伸状，正从洞口出来。洞口外有人，人有大有小，或持武器，可释为是对人类出来之后繁衍生殖、从事狩猎放牧活动的描绘。但“司岗里”神话中有一个重要情节，即洞口是由鸟类、特别是小米雀啄开的。“司岗里”神话各种流传的版本尽管内容互有歧异，但都有这一情节，而鸟在此画面中毫无发现。后进民族对山洞有普遍的信仰，有把山洞作为女性生殖器加以崇拜的。如果如此，则从洞口出来的人亦可得到解释，所描绘的神话故事内容就不会和“司岗里”一样。汪宁生提出，对此问题应寻求更多的证据，继续进行研究。例如若能找到更多的崖画地点，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佤族《司岗里》神话存在两种解释体系，其一是人从洞穴出，多流传于阿佤山中心区;其二是人从葫芦出，多流传于北部布饶克支系。付爱民、范琛《沧源岩画出人葫芦图形与佤族〈司岗里〉神话的比较》对沧源崖画第六地点五区中的图进行了图像学分析，认为通过图像残缺的痕迹推测原形分析，该图像表现的本是出人葫芦图形，画图像是对神话演示仪式的记录，并辅证沧源岩画作者族群的族属是佤族的上古先民濮人。
杨丽卿《佤族〈司岗里〉神话中蛙神形象的图像学研究》涉及到沧源岩画另外一种意蕴的图像。作者看到，青蛙神普遍出现在沧源地区流传的《司岗里》神话中，而人体蛙形叠合图像也在沧源岩画第七号点中频繁出现，作者认为，蛙神是佤族先民祖先神的原生形态，在造型艺术中很早即已从具象写实的蛙形饰转化为与人体叠合的造型并逐步抽象化，最终成为族群公认的族徽符号，而蛙神图形也应被看作是佤族具有代表性的标志图形。
更多的学者探讨了佤族司岗里神话形态的内涵及相关仪式、传承等。李道和认为：敲响木鼓的鼓槌，或是在臼窝中起落并在多种相关舞蹈中来回挥舞的杵杆，也许正是解读《司岗里》神话、木鼓文化以及相关多种佤族民俗的重要关目。这根杵杆不仅能够开天辟地，也能通天通神，还是佤族群众日常生活及艺术表现的重要道具。《司岗里》创世神话的主体内容是开天辟地和人类起源。尽管有开天神路安、辟地神利吉，但其神迹并不突出，比如那位砍断捆绑天地的大藤条的神就不知是否为路安或利吉。真正能使大地从原始大海中出现并固定形状的，倒是老蛤蟆特别是马鬃蛇，只是在天板沉降时，惟有人类妈妈用舂米的杵棒才最终确定了天地的形状和结构，她才是大地之主、万物之王。她手中的杵棒显然也是支撑乃至构建天地宇宙模式的中心部件，恰如那些支撑宇宙的天柱和地柱。所谓葫芦、石洞或大地，无一例外地都是母体的象征。其实古初舂米的臼窝也是大地虽然佤族母鼓源于傣族杵臼的观点还存在争议，但我们以为即使没有类似的相互影响，佤族木鼓文化其实也是与本民族《司岗里》开天辟地、人类起源神话相互关联的。以杵臼、鼓槌为视点，甚至还可能帮助我们追溯佤族的历史。杵鼓还是佤族身份的一个标志。
周本贞、钟宝云《佤族〈司岗里神话〉中的逻辑考》认为，神话传说的建构，首先是内容的建构——内容上要构建起一个自圆其说的思想体系。古代佤族的智者们的思维还处在发生认识的阶段，因此不可能有逻辑思维，但他们对《司岗里神话》表达的内容和形式显露了逻辑思维的萌芽，如神话体系的策划、设计、加工、整理，其思维活动必然经历感知、抽象、概念、判断、推理、演绎等一系列环节。论文从逻辑思路、逻辑起点、萌芽状态的逻辑判断、萌芽状态的逻辑推理等几个方面对《司岗里神话》的“逻辑”作了考述。
刘亚虎指出，中华民族天地形成神话有三种典型型式：躯体化生型、水上造地型、分离创造型，“司岗里”属于第三种，天地夫妻、砍断铁链等情节别具一格;中华民族人类(族类)起源神话里人类(族类)起源典型的方式有四种：植物果或动物卵生、做梦或触物感生、兽兽或人兽交配胎生、天神(始祖)创造，“司岗里”占据了其中的三种，小米雀啄石洞、人兽交配生葫芦等情节独有意味。“司岗里”典型的演述场合是春播前祭谷仪式和盖房仪式，涵盖了人类生存最基本的两个条件：吃、住，显示了早期神话与人类物质生产生活的紧密联系。“司岗里” 及其演述仪式积淀着佤族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具有独特的价值。
来自湖北的刘守华从几个方面将佤族《司岗里》神话与汉族神话《黑暗传》作了对比：第一，《司岗里》是一部古老的创世神话，从内容上看具有规模宏伟、全方位多侧面地展现远古时代神话画卷的特点。汉族神话《黑暗传》虽由歌手口头演唱，它的基本内容却没有《司岗里》神话丰富。汉族古神话很早就开始了历史化的演变，神话叙说同历史系统相纠结，纵向的历史叙说较为清晰，而在远古背景上横向描绘创世图景则远不及《司岗里》这样完整和生动。第二，佤族《司岗里》中的创世巨人是达能，另一个大神是莫伟。达能用巨斧砍断铁链，把天地分开，方便万物生长活动。汉族神话中的创世大神是盘古，他用巨斧劈开天和地，死后身躯化生成山川和万物。这两位大神的形象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但汉族神话中又创造出另一位捏黄土造人和炼五色石补天的大神女娲的形象，她和《司岗里》中人类第一个母亲女神妈农相比，功业更为显赫，地位更显崇高。第三，佤族《司岗里》神话中，广泛涉及佤族先民同世界上许多动物及相邻兄弟民族的关系，在这些神话叙述中洋溢着佤族同周围生物圈及其他兄弟民族平等互助和谐相处的可贵精神。汉族古神话则以炎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等等的叙说，展现出几个民族集团在斗争中彼此融合的历史特点。第四，关于洪水神话。汉族古神话最流行的情节是洪水滔天时兄妹借葫芦逃生，在人类灭绝的情况下不得不兄妹成婚以繁衍子孙后代，后来又因共工触断天柱，使“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于是导出鲧禹父子治理洪水的英雄壮举，奠定今天中国的山川地理形势。佤族《司岗里》中也有两三次洪水滔天，其中一次是巨人达能误踩了水神吹的肚子以致洪水泛滥，另一次是兄妹通奸招来天神的惩罚，从此佤族就立下了同姓不婚的习俗。同是关于古代洪水劫难的叙说，由于汉族神话与佤族神话产生于不同地理环境和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之上，因而它们的内涵与意趣也就同中有异，各具魅力了。第五，关于佤族《司岗里》和汉族《黑暗传》的构成与流传同中有异。在两个民族中间，它们都是严肃而神圣的故事，《黑暗传》主要在老人去世后举办的丧礼上作“孝歌”或“丧鼓歌”，由众人尊重的大歌师来演唱。《司岗里》不仅作为神话由人们以口头散文讲述或作为大歌来演唱，而且它同佤族的原始宗教信仰紧密联系在一起，《司岗里》中出现了一系列的神或“精灵”， 对源于万物有灵观的诸多自然神灵的信仰，渗透在《司岗里》神话中，而且传承后世，这些内容对佤族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保持着深刻影响，而不仅仅是作为神话角色而存在。汉族的《黑暗传》则不同，其中所涉及的汉族神话虽有古老渊源，它被人们编成长歌来演唱，大约是明代的事。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并未构成对他们的严肃虔诚信仰。这样，从这些神话作品和民间信仰互相渗透的情况来看，汉族神话就远远不像佤族神话那样纯粹又那样色彩浓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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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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