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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先《廪君神话新论》[68]则将目光投向《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等所记载的廪君神话，提出一些与前人不同的观点。作者认为，廪君神话内容丰富，但许多内容似被研究者误解。这是一组英雄神话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始祖神话。廪君与其余四姓的比赛，是巫师斗法，旨在证明谁能蒙神护佑，以宗教首领而兼政治首领。廪君射杀盐水女神，不是父权制战胜母权制的象征，而是男巫师在斗法中战胜了女巫师。廪君神话没有证明巴人因廪君死后魂魄化为白虎而崇拜白虎。廪君神话的象征意义值得进一步探讨。陈金文《“竹生甲兵”母题生成新探》[69]是另一篇“商榷”性质的文章。作者提出，《莫一大王》型传说中“竹生甲兵”的母题与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夜郎侯出生》的传说不属于同一叙事类型，很有可能是接受了敦煌变文《孔子项讬相问书》的影响生成的，是壮·汉文化交流的结果。“竹生甲兵”的母题是讲传说主人公在遇到伤害时，具有与佛经中地藏菩萨一样的分身的“神力”，因而这一母题很可能是基于佛教思想而产生的。
陶学良《独姆 神筒 竹王 夜郎》[70]把彝族神话与汉文古籍里关于竹王、夜郎王的记载联系了起来。作者认为，彝族对始祖特别敬重，祖先去世，以竹制的“神筒”为灵牌，“神筒”寄寓着他们的理想、崇拜。他们传颂始祖的功绩，形成了优美迷人的神话、史诗。始祖独姆，在周而复始的传颂中，成了彝族的王、大神、竹王、夜郎王。
刘亚虎《中华民族创世神话的典型型式及人文精神》[71]则从殷商甲骨文卜辞开始，追溯了先秦至汉古籍有关创世神话的记载，总结出古来以农为本的中华民族创世神话三种典型型式：原初形态气态或忽略，气态运动，创世者出，先分开、后整治天地;原初形态水态或气态水态，气态或水态运动，创世者出，取土造地，捉兽负地;原初形态气态或水态或忽略，气态或水态运动，创世者出，以动物或自身躯体化生天地万物。作者接着缀合少数民族创世神话活形态对三种典型型式叙事进行具体分析，并探讨了这些型式萌生的生活基础、人们创造这些型式的深层心理动机以及它们所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作者提出，较早进入农耕时期的中华各民族先民创造创世神话的深层心理动机，即塑造一个凝聚族类支配自然、立足社会的理想和愿望的形象，依靠他们来影响气象，驾驶自然。因而这一类形象大多带有农耕时期族群首领的品性，或者说直接身份就是族类的始祖。中华民族创世神话从叙事上开启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观念，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格、奋斗精神，关于他们创世的叙事彰显了民族的脚踏实地、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又展示了超越意识、丰富的想象力。
中国各民族神话丰富多彩，这一年也有不少论文从不同角度对各民族神话进行解读。罗义群《苗族神话思维与生态哲学观》[72]认为，苗族神话思维模式与混沌的时空观和诗意栖居的人生观有联系。这种生存模式认为“气”是天地自然神灵的生命表征形式;人与自然神灵相比显得十分渺小与柔弱，只是“过客”与“儿子”的角色，因此人须借助天地自然神灵的“气”来滋养;人要关注自己的生命存在，也要追寻生态伦理的价值实现;为此，人们要彻底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关爱自然，敬畏自然，才能保护自然，这种生态生存观与现代性生存哲学观相比较，只是哲学基础不同而效果却是一样的。翟鹏玉《壮族花婆神话与“道法自然”的生命诗学》[73]指出，壮族的花婆神话，在自然向人的生成与人向自然生成的双向运动过程中，形象地展现了“道法自然”生命史学的方法论、目的论、实践论与境界。
王菊《归纳自我与想象他者：族群关系的文学表述——“藏彝走廊”诸民族洪水神话的人类学解读》[74]从另一种意义分析了洪水神话。作者认为，“藏彝走廊”内藏族、羌族、纳西族、普米族、怒族、傈僳族等诸多民族的神话中不仅仅表述着自我族群的再生，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各族也在重新归类型地想象着该走廊中的其他族群，也就是一种族群关系在自我与他者的人群分类与界定中明晰地新生出来，从而形成了这些族群在文化认同、族群认同与祖源认同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划分异类语言、异文化、异族群的文化地理及生存空间等多维空间的交叉性认识。
汪立珍《人口较少民族人类起源神话的类型与内涵探析》[75]运用母题分析理论，对鄂温克族人类起源神话的类型及特征进行了探讨。作者指出，鄂温克族人类起源神话有天神抟土造人、萨满创造人类、人与动物繁衍了人类、大洪水后人类等类型，其中萨满创造人类是本民族独有的。对人口较少民族的神话进行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和科学充分的理论研究在我国当代神话研究史上有着特殊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还有一些论文是不同民族某类神话之间的比较。金光铃《朝鲜与满族神话之比较——以朱蒙神话与布库里雍顺神话为中心》[76]根据文献记录对朱蒙神话与布库里雍顺神话进行了比较，着重考察朝鲜和满族两个不同民族建国神话的母系形象、父系形象以及始祖形象体系，探索神话中出现的诸神的意义。作者认为，如果说朱蒙神话具有天父水母的血统，布库里雍顺神话具有天父水母或者水父天母的血统，其血统无论属于天神界还是水神界，都是古代崇拜天神或者崇拜水神的民族的结合。
包哈斯《天神大战——蒙古族和满族天神神话比较研究》[77]指出，神话作为一种最原始的遗留，包含并传递着一个民族或一个氏族部落的远古时代的记忆或信息。蒙古族满族的天神神话有着鲜明的特点和有趣的形象，通过讲述天神之间发生的战争，体现了这个世界开初的模样和秩序，构建了宇宙模式，表现了初民对宇宙、人类本质的理解和认识。两部神话中的天神及他们的战争既有共性也有个性。这些特点和其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思维、文化心理是密不可分的。蒙古族的“天神大战”神话不仅保留着萨满教的因素，还包涵了佛教文化的印迹。满族“天宫大战”神话则更多地保留了古老原始的容貌。
这一年还有一些文章试图探讨少数民族神话一些理论问题。刘亚虎《欲望与思维——南方民族神话萌生的心理因素》[78]提到，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数千年上万年以前的崖画、殉葬装饰品和死亡仪式的遗留，透露出点点滴滴的神话意识，以另一种形式更为真确地展示了神话起源时的原初形态;南方民族流传着许多神话的活形态，其中蕴涵先民不少创造神话的深层心理动机、思维形式、表述方法等;南方民族还遗留下许多较早时期经济状况、社会形态的残余形式，它们给人们提供了认识神话产生时代背景的“活化石”。在此基础上，也许可以粗略地描述一下南方民族神话萌生发展的轨迹。论文着重探讨这一过程中作为创作主体的南方民族先民的心理因素。作者的另一篇文章《支配与和谐——南方民族与自然关系神话中的深层意识》[79]指出，在南方民族与自然关系神话里，先民总是力图让自己所树立的、寄托自己愿望的形象，通过创造性的劳动，以及与其他自然物的较量，在自然界或某一领域居于主宰的地位，以达到自己的功利目的;另一方面，他们还通过这一类形象，表现人类与大自然的紧密关系，体现了一种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同时，制约人类内部某些过度的行为，保护自己生存的自然环境。
张竞艳《从神话及宗教信仰解析神秘数字“七”》[80]触摸了神话中数字的神秘性。作者认为，数字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并不仅仅局限于数学教学的范围。作为重要的文化符号，神秘数字“七”仍然影响着我国诸多少数民族的生活。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神话传说及宗教信仰等角度入手，可以对其文化内涵进行探讨。解析神秘数字“七”，揭示隐藏其后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精神特征，对于了解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看到人类文化整合性和文化的变迁性，探寻原始思维模式等，都有重要的意义。张新红《西域神话的隐喻分析》[81]对西域神话的隐喻构成基础和理解途径进行了阐述，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西域少数民族的认知规律、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蕴。作者认为，隐喻构成的基本要素是相似性，或说相似性是构成隐喻的基础。隐喻的相似性主要可通过三方面来观察：物理相似性、心理相似性、心理物理综合相似性。可以从上下文语境来理解西域神话的隐喻，从文化语境来理解西域神话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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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尹虎彬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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