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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一体格局论”提出后，引起国内外学界强烈反响。尽管人们对这一理论还有解读的歧义，但谁也无法否认，“多元一体格局论”是中国当代民族学、人类学学术理论的一个标志性成果。2006年10月10日下午，中国著名人类学家、台湾世新大学传播研究所乔健教授在“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70年学术研讨会”上演讲，高度评价费孝通的学术贡献，把费孝通和马林诺夫斯基、列维－斯特劳斯并列。他认为费孝通对人类学、民族学的贡献在于从中国文化的观点转换了拉德克利夫·布朗等的功能概念，从而创立了在国际人类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功能论。他在随后的一次讲座中说：
我们可以看到费把历史概念融入功能论后，把功能论的整体观念由平面转为立体而且具有了时间的相度，把它变成四度的整体。这个东西在人类学理论上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和贡献。我叫它“历史功能论”。［1］
“多元一体格局论”是费孝通积平生之力完成的重大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建树，“工作性”的客观条件显现其中。
2．文化自觉论
“文化自觉论”是费孝通晚年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理论。他自己阐释说：
文化自觉，意思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是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13］
费孝通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从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末费孝通去内蒙古鄂伦春聚居地区考察，这个长期在森林中生存的民族，世世代代传下了一套适合于林区环境的文化，以从事狩猎和养鹿为主。近百年来由于森林的日益衰败，威胁到了这个现在只有几千人的小民族的生存。90年代末费孝通在黑龙江又考察了另一个只有几千人、以渔猎为主的赫哲族，发现存在同样的问题。由此，他开始思考中国十万人口以下的二十几个“人口较少民族”在社会的大变动中他们如何长期生存下去、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问题。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次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费孝通有针对性地谈到：
在扩大对话的范围内，这次研讨班从这个文化是否有界线的问题，引起了一位鄂伦春族的学员提出的文化存亡问题。鄂伦春是个长期在森林中生存的民族，世世代代传下了适合林区环境的文化，以从事狩猎和饲鹿为生。近百年来由于森林的日益衰败，威胁到这个现在只有几千人的小民族的生存。提出的问题是，从鄂伦春的立场看，要生存下去应当怎么办？其实这不仅是鄂伦春人特有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个现代人或后工业化人类的共同问题，是一个人类文化前途问题，值得我们研究文化的人重视和深思。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想到这是个人和文化的关系问题。人利用自然资源，创造、维持和发展了自己的人文世界。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从人这方面去看，鄂伦春人碰到的是人创造了利用自然来为自己服务的狞猎文化，因森林的破坏受到了威胁。如果坚持原有文化，就会导致人的灭亡。现在正面对一个严酷的选择，保存文化呢还是保存人？如果按照我的文化是为人的认识，选择是明显的，就是要保持的是人而不是文化，这就是说鄂伦春人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23］
这里，费孝通先生针对文化“消失论”的担忧提出民族生存发展的出路在于，勇敢地适应文化变迁，“从文化转型上寻找生路”。由此，他提出了“文化自觉论”。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后，中国的少数民族以及中华民族如何有“自知之明”，在传统向现代文化转型过程中求生路、谋发展，这是文化自觉首先要面临的问题！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这四个字可以代表他对人文价值的再思考。［21］这种思考源于他的民族研究工作，源于他的民族地区实地调查。
3．文化资源论
费孝通一直关注西部大开发问题。在西部大开发深入展开之际，他特别提出西部文化资源论的思考。他在西北民族地区考察后说：
“保护、开发和利用西部的人文资源”，最近我一直在想这个题目。我们研究人类学，研究人的文化。人的文化今后最高的发展方向，我认为，吃饱穿暖了之后，就要进入一个艺术境界，文化里面的最高一层领域就是追求美，追求艺术。
西北大地蕴藏的极为丰富的人文资源，如果我们要发展到我们的文化领域里面去，开展我们的人文建设，以及确立我们的文化走向的话，就要在研究上进入一个新的阶段。［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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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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