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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参见王文宝《中国俗文学发展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1页。
[2] 在《郑振铎全集》第5册中题为《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本文所引郑振铎的文章，除特别说明，均据《郑振铎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下简称《全集》。
[3] 《全集》第5册中题为《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
[4] 该文载于1931年《开展》月刊第十、十一合刊，后被称为《民俗学集镌》第一辑，见《民俗学集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郑振铎对顾颉刚在唱本方面的收集研究似乎真的不知道，除此文以外，他在发表于1927《小说月报》第18卷第11期上的《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中也说：“友人顾颉刚君搜集吴歌，是注重在口头上的直接搜集，我的意思则注重在已刻的唱本。”（《全集》第5册，页452）其实顾颉刚对唱本与对口头搜集的吴歌是一样重视的，光在苏州他就搜集了四次唱本，得200册，并与人合作为之写了叙录。只是因为当时的“北大同人”只要歌谣，不要唱本，所以他这方面的工作未能像其《吴歌甲集》那样为人熟知。而且，顾颉刚非但自己坚持搜集唱本，还倡议别人去搜集，希望将来合成一部“中国唱本提要”，并建一所“唱本藏”，显然，他在唱本俗曲方面的设想是与郑振铎不谋而合的。
[5] 在郑振铎为1948年《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上）所撰“题辞”中，郑氏又说：“可惜编者所藏的二万多本的民间歌谣和小剧本都已毁于战火。”《全集》第5册，页325。
[7] 参见陈福康《郑振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页65。
[9] 1934年6月，郑振铎为《文学》月刊第2卷第6期编定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出版，首篇即是郑氏所撰《中国文学研究者向哪里去？》（《全集》第5册，页309-312），其主旨仍是号召人们“向不曾有人着意的荒原上去垦发耕耘”，所举的第一类例子，依然是中国文学所受的外来影响以及俗文学的各种文体。1948年9月，郑振铎主编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上）出版，首弁郑氏长篇“题辞”（《全集》第5册，页322-326），它先将前两个同名专号的成绩总结为两点，仍旧是开辟了俗文学研究的新天地和注意研究文学的外来影响这两方面；然后又回顾十多年来的文学研究业绩，其中令它很感佩服的是中国俗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以及两三个俗文学副刊的刊印；最后他对该专号发表了几条期望，其中一条为“我们很想多介绍些各地的‘民间形式’的文学的研究”云云。
[10] 本文所引《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均据《全集》第8、9册。
[11]见《中国俗文学史》第一章“何为‘俗文学’”。本文所引《中国俗文学史》，均据《全集》第7册。
[12]本文所引《白话文学史》，均据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13]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六卷，页95。
[15] 顺便说一下，王褒《僮约》，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页28-30中称赞它：“是一篇很滑稽的白话文学。这一篇文字很可以使我们知道当日长江上流的白话是什么样子。”这样的判断是很有问题的，它固然有“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这么三两句近俗文句，但更多的是“持斧入山，断輮裁辕；若有余残，当作俎儿木屐彘盘”一类的文言（着重号为原书所有，胡适将它当作了白话的范例），它总体上很难算是白话作品，更不可能代表“当日长江上流的白话”。该文原本默默无闻，自经胡适的发现与表彰，倒很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青睐，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三章“汉代的俗文学”中就说：“这篇东西恐怕是汉代留下的唯一的白话的游戏文章了。”（《全集》第7册，页73）其实，《中国俗文学史》整个受胡适《白话文学史》的影响很深，前述“原动力”说、“中心”说等更是明证，此外，像第五章“唐代的民间歌赋”中把王梵志、顾况、罗隐、杜荀鹤诸人的诗歌一并视为俗文学，也脱不开胡适的影子，但它们与郑振铎自己归纳的俗文学六大特质很难说还有多大关系。
[19] 对于“人弃我取”一词，郑振铎似乎不以为然，他在《中国文学研究者向哪里去？》一文中说：“我以为：我们现在该做的工作，是向不曾有人着意的荒原上去垦发耕耘。并不是好奇也并不是人弃我取。实在是，未垦发，未耕耘的土地太多了。”或许，郑氏认为“人弃我取”一词是含有贬义的。但本文仍愿意使用“人弃我取”来概括郑氏的趋避策略，因为我是将它视为纯粹中性词的。
[23] 这里又牵涉到郑振铎自己对于小说分类的观念演变。在1927年发表的《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他在文学总貌的背景下将小说分为三类，第一是“短篇小说”，其下又分三类，即“（第一派）传奇派”、“（第二派）平话派”、“（第三派）近代短篇小说”；第二是长篇小说；第三是“童话及民间故事集”。像《搜神记》之类琐屑的故事集，被归入“短篇小说”之第一派即“传奇派”之内，而所谓第三类“童话及民间故事集”，指的是《徐文长故事》之类当时搜集刊印的白话故事集。在1932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之“故事集与笑谈集”中，他已经不承认唐前有小说，因其“浑朴少趣”，“所以只是‘故事’，不是‘小说’”，像《搜神记》之类，尽管“其中尽多各地方的民间传说，也有很隽美的故事，却都不过是未成形的小说”。到了1938年的《中国俗文学史》里，俗文学的小说概念又被限制在“话本”即古代白话小说的范围之内了，大量的传说故事，因其古代文本不属白话，白话文本又不属古代，因而只好在《中国俗文学史》中黯然消失了。我以为这样的策略是很可惜的，对于那些传诵久远的著名传说故事，似乎可以略其文本、取其情节（或再参照当今流传）予以讨论，尽管其间标准尺度一定颇费斟酌。
[25] 《全集》第5册，页507。类似的观点在郑氏笔下多曾出现，比如作于1935年的《跋山歌》中就说：“当初北京大学里的几位学者们，研究民俗学，搜集各地歌谣的时候，仅知道注重于口头上的采集。其后，乃知注意到《粤风》、《白雪遗音》、《霓裳续谱》一类的古歌谣集。现在乃复推广到对于明人歌谣集的注意。这也不能不说是‘进步’。”（《全集》第5册，页192。）
[28]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第六章“故事诗的起来”中将Narrative译作“讽喻诗”，指的是《上山采蘼芜》之类。
[30] 比如《全集》第6册收录郑氏1953年在中央文学讲习所里的一次演讲稿，题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诗歌传统》，其中就说：“中国古代可以说没有史诗，在《诗经》中虽有几篇类似的东西，但和印度、希腊的史诗还很不相同。中国叙事诗的产生是比较晚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14页。顺便说一句，汉族古代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史诗，但中国境内许多少数民族有十分出色的史诗，只是当时尚未进入学者的视野，故没有理由独责郑氏。
[34] 茅盾《悼郑振铎副部长》中有诗句云：“买书贪得常倾箧，下笔浑如不系舟。”评其文风可为的当。该文原载1958年11月25日《诗刊》第11期，此录自陈福康所编《回忆郑振铎》，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58页。
[40] 《中国文学研究》“小说研究”中的《三国志演义的演化》，《全集》第4册，页171。
[41] 郑振铎《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一文中引苏轼《志林》卷六语，《全集》第4册，页155。
[43] 如《全集》第5册，184页《跋挂枝儿》中云：“纯粹的民间歌曲，往往是粗鄙不堪，不能成语的。而这些《挂枝儿》小曲却与他们很不相同。他们显然是出于文人学士之手；或者是他规摹民曲而作的新词，或者是经他删改润饰后的民曲新集。”
[44] 最典型的阐述见《研究民歌的两条大路》，《全集》第6册，页773-775。
[47] 比如1946年5月23日，郑振铎在《联合晚报·文学周刊》上发表《再论民间文艺》，主要在戏剧领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见《全集》第五册，213-216页，未标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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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学网·文史聚焦 2004-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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