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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人叙事对于建构春节文化的意义
个人叙事经常出现于我们平时的交谈中，但在春节期间的个人叙事却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文化建构力量。我们所说的个人春节叙事，与春节生活中个人的其他行动是紧密结合且相互赋予意义的关系。这些叙事，依靠讲述个人的节日生活经历，特别能够传达人们对于节日的切身感受，从而构成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一个理想境界，使得人人都进入了无拘无束、敞开胸怀的交谈过程，具备了相互理解、包容的心态。人们在这个交流过程中，共同将春节传统在社会发展中的现实意义表达得淋漓尽致，这是一般学术研究所不能替代的一种文化交流和意义建构的过程。
春节之所以成为我们民族的一个强大文化传统，从根本上说，离不开在历史上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和密切交往的实践。正是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春节才成为一个无比壮美与充满温馨的文化时空。春节的意义既是永恒的，又是流动的，皆来源于全体人民所拥有的节日生活感受。这些感受可以被概括为归家感、尊严感、狂欢感等等，但都与对现实生活变化的感受联系在一起，否则春节就失去了现实的意义。
比如在城市化过程中，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大量增加，春节期间就形成了千军万马回家赶路的壮观景象，这特别能够体现出城乡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年味儿”，带给人们急于归家的深刻感受，这既是传统的又是现实的。再如在高科技和信息产业深入影响日常生活的今天，人们不得不接受层出不穷的新工具、新技术，人们的身体从一定程度上已经被这些工具、技术所支配。许多传统技艺都只能被少数人表演，进入自生自灭的境地，而这些技艺本是“真与善的结合，主观目的与客观价值的和谐统一，堪为现代技术的理想典范”。这种困恼也被带进春节生活的感受中，人们在逛春节庙会的时候，看到那些传统技艺的表演就会产生一种久远的思绪。所以，如何在改善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能够摆脱一些现实的烦恼，已经成为春节叙事的一个鲜明主题。
在身体民俗学视野下，我们将会明白由现实的春节感受所构成的春节意义，怎样不同于书本上的说教。在春节生活的所有感受中，人们对于家乡，或者说地域共同体的归属感、认同感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这也是一种崇高的情感，而一年一度的春节在不断加深着这种社会归属感。比如在山东沂蒙山地区，关于“辞灶”的年俗有几句俗语，即“官(辞)三，民(辞)四，王八羔子(辞)五六”。意思是身份较高的为官者要在腊月二十三，也就是小年晚上辞灶;普通老百姓则在腊月二十四辞灶;但如果到了腊月二十五、二十六才辞灶，那便是犯了大忌讳，会被人咒骂。现在，这种崇祀灶神的传统还有所保留，在腊月二十四晚上，人们会将旧的灶君老爷画揭下来烧掉，并于大年三十贴上新的一幅。在费县的北刘家庄村，一位孙姓老太严格遵循着二十四日辞灶的传统。而在雀家门村，李继花老人则对辞灶的日子有了新的解释：辞灶那天应该是全家人团聚的日子，如果家里有人在外未归，一般就不能辞灶，否则将会把自己在外打工的儿女越辞越远。这说明通过腊月二十四的辞灶，不仅要实现“民”的身份认同，也要加深人们对于家乡的归属感。
同样是“忙年”，在湘中地区，情况又有所不同。俗话说，“大人盼着插田，细伢子盼着过年”，就是说过年对小朋友而言，总是和糖果、新衣、鞭炮等过大年的享乐、热闹联系在一起。最幸福的春节记忆，莫过于和哥哥、姐姐、同伴们一起去亲朋好友家拜年，比赛谁讨得的糖果多，然后将这些糖果作为“赌资”，模仿大人们玩牌。男孩们放炮仗的热情一般会超过对糖果的渴望，在各家门前鞭炮响过之后，总会有一堆孩子忙着去捡那些没有燃响的鞭炮。年三十之前，村里承包池塘的人家会召唤大家来网“过年鱼”，男人们都帮忙拉网，女人们都端起装鱼的篓子，小孩子们跟在大人后面看热闹。过年的氛围就这样在池塘边聚集起来。团年饭的准备和制作，是家庭主妇的责任，而对于回家的游子来说，能吃到妈妈亲手所做的菜，是比什么都幸福的事情。
总之，在每一个家庭、村落和城镇中，人们都是在春节生活的事件中，依靠各种饶有趣味的语言和行为模式来鲜明地表达自己的幸福感和责任感，所以节日的气氛才变得异常欢快。而将这些情景描述和记述下来的春节个人叙事，不仅与过年的个人行动一样重要，而且会在更为广阔的节日时空中促进全社会的情感交流与共鸣。在这个春节生活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作为身体经验和身体记忆的个人叙事，对于人们体会民俗传统的意义和价值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在民俗研究中给予充分的重视并加以采用。
（本文原载《民俗研究》2015年第2期，第5-11页；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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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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