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芬兰—乌戈尔人神话和丧歌研究
航柯对芬兰—乌戈尔文化的兴趣，来源于20世纪50年代对英格里亚人的田野作业，英格里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圣彼得堡迁移到瑞典。大部分芬兰—乌戈尔人居住在苏维埃卡累利阿地区，航柯与当地研究人员取得联系，和苏联方面增进合作研究哭丧歌传统。他的工作促进了芬兰和苏联的学术合作，他作为合作代表有机会获得更多来自苏联的研究资料。
1958年，他首次来到加里宁特维尔的卡累利阿地区，开启苏维埃卡累利阿的田野之旅。1976至1978年，航柯作为芬兰科学院教授三次到特维尔做田野调查。在这三次田野作业中，他记录了在墓地为亡灵举行的葬歌仪式。20世纪80年代，苏联推进对外开放，他更加熟悉列宁格勒东部的维普斯人(Vepsians)，他们是鲜为人知、缺乏研究的芬兰语族少数族群。
20世纪70年代开始，航柯领导了一项搜集出版所有芬兰—乌戈尔人民间诗集的项目， 1985年，在苏联科米共和国瑟克特夫卡尔举办的芬兰—乌戈尔语大会上，他发表《芬兰—乌戈尔语民间诗歌比较研究：三种分析视角》讲座介绍这一项目。1993年，芬兰文学学会出版了此项目的重要成果《大熊：芬兰乌戈尔语口头诗歌选集》[17]，为了方便国际读者，同时记录诗歌的原始语言和英语翻译文本。《大熊》一书收录的文章包括对芬兰—乌戈尔语比较民俗学的综述，航柯个人的理论贡献，解释当今的比较研究与早期共同起源研究的不同视角。航柯指出民俗学和神话学的历史比较是从语言学的理论模型发展而来的，历史比较已经过时，而应转向具有相似传统而没有基因关系的群体，关注对传统进行比较研究。航柯提出第二种变化，呼吁关注于传统的语境和更广泛的经济文化体系。
1995年，航柯在芬兰于韦斯屈莱的芬兰—乌戈尔语大会上发表《直系遗产的接受底线：芬兰—乌戈尔人口头诗歌和信仰体系的表达》，他强调试图寻找“初民信仰体系”的努力是没有意义的，应讨论比较神话学的民俗研究发展和新理论视角。
1978年，航柯发表《超度亡灵的英格里亚丧歌歌手》，综合使用比较宗教学和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他极为重视对传统的经验研究，在对英格里亚人的俗信记录和体裁研究中，不断发展和深化个人的研究观点。他的研究范畴涉及了史诗和神话、仪式和习俗、信仰系统等复杂现象。
丧歌为航柯提供了新的领域，这种来源于信仰的言语行为，提供了多方位的研究目标。航柯为此调查了两个地区：一个是英格里亚，在那他不仅得到了档案资料，还从苏联同事的田野观察中补充了丰富的内容。另一个是莫斯科西北加里宁市的特维尔卡累利阿人聚居区。丧歌歌手是生活世界和另一个世界的中间人，他们的任务是把死者送到新的住处，保证死者得到那里人的接纳。航柯的文章最初在一次国际性的座谈会中发表，论文讨论丧歌歌手的工作是如何出现在丧歌文本中，并对这一研究的学术和文化框架做了简短综述。
文化认同
大量的国际联系和经验有助于航柯对文化认同的研究，20世纪七十年代后，学者们日益关注对传统和文化认同的研究，《卡勒瓦拉》在芬兰诞生就是文化认同现象，在其他国家发生也发生相似的现象。航柯采用国际化的视角比较新兴民族的文化进程，试图重新发现在芬兰和北欧国家的早期发生了什么?
航柯通过民俗学的社会意义和比较宗教学研究文化认同，关注人们头脑中认为哪些现存的现象是重要的。航柯又一次发展了传统和文化的概念，简言之，他认为传统是由被选择的文化要素构成的。1988年，北欧学者追随并发展航柯的理念合作出版《传统和文化认同》[18]。航柯发表两篇文章《传统和文化认同的研究：前言》、《传统建构文化认同》，在这些文章中，航柯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观点，并提供了细致的个案研究。
航柯在文章中使用了体裁概念，并注意与传统的体裁概念保持一定距离。他的文化认同理论借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以及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把传统看作是概念的和现象的再建构，学者不再认为传统是实实在在的事物。
20世纪90年代后，航柯在俄罗斯找到其他讲芬兰—乌戈尔语的人，研究以前外国人不能观察的苏联时期的民俗过程。他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的工作，领导定义文化传统和维护传统创造者权力的项目。虽然这个项目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航柯还是希望尽力发挥学者的知识。在航柯退休后，这个项目发展成为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对文化价值的重视。[19]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6 | 7 |
文章来源：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微信平台
【本文责编：郑艳】
|
